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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时间:9月27日中午12时
★ 与疾病共生,与爱人共舞,与死亡共欢宴
天才导演贾曼的最后岁月,伟大的艺术灵魂于陨落前的竭力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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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过,战斗过,绝望过,创造过——
身兼导演、诗人、艺术家和园艺家等多重身份的德里克·贾曼,在绝症之中写下遗书般优美的日记,惊世骇俗又饱含深情,这本书是贾曼最温柔的袒露与最缓慢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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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痛中与偏见斗争,在世界尽头建造末日花园,在人生落幕前,用鲜花与爱人抵抗死亡。
作为当时极少数公开艾滋病情的名人之一,贾曼一边怀着对生命的热忱与疾病抗争,一边奋力发声以消除大众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伴侣和朋友成为他生命终章里最坚实、温暖的后盾,在核电站旁建造的美丽花园则成了他的灵魂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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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不灭的爱与痛,艺术家灵魂的翕动与挣扎,并记录下《维特根斯坦》《蓝》等经典影片构思、诞生全过程
电影和图像是贾曼永远的热爱,即使在病痛缠身甚至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他仍满怀热情地参与到艺术创作之中。在这本最后的日记中,可一窥这位世界级先锋导演的创作过程,追溯其灵感与爱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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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国宝级女演员演员蒂尔达•斯文顿 、知名电影学者毛尖 感动推荐
德里克•贾曼以一种天才般的明晰投身于他的人生和生活细节之中,尤其是在经历了疾病带来的顿悟之后。这种顿悟不仅是挑衅,也是救赎。
——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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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曼英俊、幽默,拥有水银般光亮的个性,天生的智慧令他甜蜜、愤怒又充满激情……他对同性和异性产生的强大引力一直是英国艺术界的一大传奇。
——毛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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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曼就是那种善于“制造麻烦”的预言者,或许某一天能与威廉•布莱克相媲美。
——约翰•吉尔(John Gill)
| 试读
慢慢微笑——贾曼最后的岁月
文 毛尖
“我很想念HB在屋里来回走动的窸窣声,噼里啪啦的打字声,还有那台老旧洗衣机运行时的嘎吱声……他会帮我熨衣服,在他到来之前,我的衣服还从没见过熨斗……他会吸尘,之前我不曾拥有过吸尘器;我抱膝坐在椅子上,看他推着吸尘器从我身边呼啸而过。他做饭、洗碗,还会用一种特别的柠檬味洁厕灵清洗卫生间。”这是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在他最后一本日记(1991年5月至1994年1月)——《慢慢微笑》中写下的一小段话,HB是他的同性情人,帮他度过了饱受艾滋病折磨的最后岁月。
1942年1月,贾曼出生于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1994年2月死于伦敦。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因艾滋病引发的多种疾病导致他双目失明、皮肤脱落、肌肉萎缩,这位全英国最勇敢最独特最不羁的导演、诗人、画家和园艺家也禁不住在临终前悲叹:“感谢上帝,生命终于快走完了。我真的有点厌倦,无法承受了。”
《慢慢微笑》原本记在三十三册小日记本里,手订的水彩封面本子,刚好可以装在德里克的外衣口袋里,每册都题写着一句话:“如有拾获,定有奖励。”编者基思•科林斯(Keith Collins)——也就是HB——在前言里说,贾曼本人对于日记是否要出版其实是很矛盾的。有一次,他对HB说,等自己死后,把他的日记都烧了。但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记录最后时刻的身体状况、天气、电影思想,以及爱情,并且为每本小册子费心取了题目,诸如“虞美人之战”“乌托邦里的一道寒意”“岁月老去”,等等。
他的日记最常写到的是电影、HB、HB的头发、性、HIV和他慢慢丢失的视力。
||HIV 和电影||
1986年12月22日,贾曼提前领来了自己的“圣诞礼物”——HIV阳性。对此,他早有准备,一个月后,他向世界公布了他的病情。著名影评 人尼古拉斯•德•容(Nicholas de Jongh)很为此动容,他后来说:“当时站出来说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绝不是什么时髦的事!”《泰晤士报》说:“德里克•贾曼是他那个时代的同性恋偶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天才。” 他孜孜不倦地为他的倡权事业奋斗了三十年,顽强而暴躁地抗击各种偏见性报道,他坚持认为人人都是同性恋,只是后来有些人变成了异性恋。他的“同性恋人之梦”和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共享一个句式:“我希望有一天,所有的男孩爱上男孩,所有的女孩爱上女孩,永不改变。”
贾曼死后两天,《独立报》刊发了科林•麦凯布(ColinMacCabe)的一篇重要评论,文章写道:“贾曼生活中最重大的欢乐源于两个事实——他的同性恋身份和他的英国国籍。对同性恋的压迫和对英国传统的践踏燃烧着他的艺术。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也许是他最个人化的电影《英伦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 1987)中,这部影片就是在他查明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后创作的。”贾曼英俊,幽默,拥有水银般光亮的个性,天生的智慧令他甜蜜、愤怒又充满激情,不过,他用词遣句却是老派的英国风,反对流行的脏话。他对同性和异性产生的强大引力一直是英国艺术界的一大传奇,这个传奇在他最后的影片《蓝》(Blue, 1993)中发展成一种电影图腾。
《蓝》是贾曼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拍摄的,“为了让人知道死亡是什么样的,艾滋病人的死是什么样的”,这是一部无法定义、法复述的影片。在这之前,贾曼拍摄的影片,比如《卡拉瓦乔》(Caravaggio, 1986),比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1993),都是出了名的艰深难懂,但是贾曼无意票房,他淡然一笑:“我是我们这一代中最幸运的导演,我只拍我想拍的电影。”的确,就此而言,贾曼非常幸运,他的影片是任何一位好莱坞导演无法开拍的,他用光和影来描绘生活、同性恋和哲思。《蓝》把他标志性的艰深推到了极限,或者说,他完全放弃了艰深,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电影手段都被摈弃了,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画面,银幕上只是蓝,只是光影和画外音。但那是多么夺人心魂的七十七分钟的蓝呀,说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连贾曼的画外音都可以被忽略,我们自动进入子宫般的静谧国度,一个因完美的持续而造成的神秘产生了巨大的美感,先锋电影装模作样的自大在这里石沉蓝海。自然,《蓝》是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文本,我们也很容易向它馈赠各种前卫的标签,但是,关于电影的主题,贾曼却说得老实又古典:这是我的死和英国的死。
||HB||
提到HB的时候,贾曼的语气总是宠爱的,眷恋的,挥霍的。在日记中,他写道:“HB正在留长发,他说,不会有人对他感兴趣了。毫无疑问,他这是在装惨。塔妮娅觉得他英俊无比,面容令人一见难忘。我也这么想。HB永远不会相信这些话……他遗传了母亲的眼睛,眼睛之美令人难以置信——瞳孔是绿色的,睫毛如同蜘蛛毛一样浓密……HB有文身……他 文了花朵和蜜蜂,还有一只蜥蜴、一只海马、一条鱼……HB和我相遇的情形极为浪漫。我在泰恩赛德电影院的前排座位上第一次见到他,随后给他打电话祝他新年快乐,后来他就背上行囊,来到了伦敦……最终,他决定留在这里。”情节有点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特丽莎敲开托马斯的门,他们后来的生活也有点像特丽莎和托马斯离开布拉格后的日子。那是 1986年10月,当时HB才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为政府部门设计软件。他是纽卡斯尔人,父母是社会主义者兼坚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但他们漂亮闪光的儿子却跟着一个公开的艾滋病人走了,深情地看顾了贾曼七年,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可以说,《慢慢微笑》中最温暖的章节都是关于HB的,贾曼的笔触也反常地调皮,琐碎,再加上毫不节制的深情。“HB说我是‘床上的法西斯’——意思是我会卷走所有的床褥和枕头,而他只能在光秃秃的床垫上挨冻。”当HB离开他们位于伦敦的工作室或者海边的展望小舍,前往纽卡斯尔工作时,贾曼就感到长日漫漫难以度过,他穿上HB的T恤,穿上HB的毛衣,想象着HB躺在自己身边,艰难地等着HB回来;每次,他都会在日记中反复写道:“我是如此地想念他!”
最后几年里,贾曼的视力慢慢地背叛了他,这个不懈的斗士也开始害怕:“我什么都不怕,但是我害怕不能自己刮胡子了,这种事,谁也不能帮忙。”他内心越来越害怕HB不在的日子,但每当HB不得不去纽卡斯尔时,他总是装出一副健康又快乐的样子,因为“如果HB发现我悲伤的话,他就会留下来”。所以,他开始在日记里流露对死亡的渴望,生命的潮水退下后,他悲哀地发现“艾滋病终归是赢家,你刚想忘掉它,它就冷不丁袭击你一下……得了这样的病,想要去死,只怕要花上比‘二战’更长的时间才行,这样结束生命,就像欧坦大教堂里受诅咒者拱门浮雕所描述的一样痛苦”。不过每次,亲爱的HB都会及时回来,把他从绝望中抱出来,这个时候,贾曼会孩子般地在日记里欢呼:“我丢失了这么久的HB终于回来了!” 他看着HB在屋里挥舞拳头,向不怀好意的来电者下恶狠狠的语,把水果抛向空中再接住,把水龙头开得洪水似的响,他就觉得非常幸福,非常幸福。当天晚上他做梦,半夜醒来他把HB叫醒,说他刚才梦见上帝了。HB问:“上帝跟你说话了?”他说是的,上帝和我说话了。HB问上帝说什么了,贾曼甜蜜地闭上眼睛,说:“上帝说他把你给了我。”
最后,双目失明的他在日记里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HB true love”。以后,他再不曾有力气举起一支钢笔了,我们也再无法知道他最后的几个星期在想什么。也许,如他经常回想起的他给HB的第一个电话、他们的第一次约会,弥留之际的贾曼会想到,一月底的伦敦,凛冽的风雪里,HB第一次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周末可能会去伦敦。当时他的心跳得如初恋一般,一个人笑了一晚上。
||慢慢微笑||
“慢慢微笑”这个题目源于贾曼的一句电影笔记。那是他在拍摄他后来首部获公开放映的电影《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期间写下的:“在《塞巴斯蒂安》的一场戏里,他浮出水面,慢慢微笑起来。”贾曼在“慢慢微笑”下画了一道线,句子里的“他”是贾曼当时的恋人。这个情景大概简洁到刻骨铭心,贾曼当时有多么爱他的主人公不重要,主人公是不是因为看见贾曼而笑起来也不重要,他们后来是否上床,电影后来是否成功都不重要,贾曼后来得了艾滋病,是谁传播了艾滋病给他也不重要,这是贾曼付给他那个时代和爱情的代价,是生活的高利贷,贾曼没有抱怨,他只在笔记本里平静地写下了这句话:“我把头埋入枕头,对自己说再活一年。”
写完,他转头看着细雨中的大海,想象着自己会在天堂或地狱遇到的同性恋老友们,觉得死去也妙不可言。要是运气好,他想他还会遇到生前供职于英国皇家空军的父亲和患癌症死去的母亲,他想谢谢他一直不太亲近的父亲留给自己的遗产,让他得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海边核电站的阴影地带建起全英国最梦幻的花园,鹅卵石、鲜花和潮水抚慰了他临终的眼睛。只是,从此要告别六〇年代他在斯雷德艺术学院“夜夜夜狂”的同志们,告别生活剧场和大大小小的同性恋电影节,先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亲爱同行,他就写文章安慰自己说地狱里也有同性恋酒吧,死人们在一起拍活人拍不出的电影。这样,他就高兴起来,想起有一次肯恩问他:“最好的性经历是什么?”他说:“总是在床上吧,在床上总比在树上好。”“那么你说死人玩同性恋吗?”他说:“死人只玩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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