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间距
——有关刘辛夷“一时博爱”艺术项目的圆桌讨论
时间:2018年1月20日
地点:巴黎 DawanArt Espace
主持人:程小牧、东门杨
研讨嘉宾:
刘辛夷:艺术家
程莉莉(Christine Lili CHENG):建筑设计师,艺术品收藏顾问
珂洛艾H.D.(Chloé Hipeau-Disko):策展人,法国梅勒双年展(Biennale de Melle)艺术总监
杨天娜(Martina Koppel-Yang):独立策展人,艺术史学者
玛嘉莉·纳什泰凯尔(Magali Nachtergael):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巴黎十三大教授
现场口译:易崙(Adam Dehmohseni)
刘辛夷:其实艺术家最大的幸运就是他可以说很少的话,他想说的东西都在他的作品呈现之中,可以替他表达。当然,我会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项目,对我来说,一个项目就是一件整体作品,它可以帮助我推进一些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其中,却一再被忽略的事。当DawanArt邀请我参加这个驻留项目的时候,他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公寓比邻的共和广场。某种意义上,它是巴黎的地标,带给我很多的想象。也就是我无数次听到,却从未认真思考过的概念——“共和”。我从幼年的教育就告知我生活在“共和国”,但“共和为何?”之于我却一直是一团迷雾。经过三个月的驻留生活,我试图围绕着这个关键词去抓住一些与此有关的事物,最终我发现,吸引我的,让我有切身体会的东西并不在政治概念层面,而更多的是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主观体验。从记事起,我便生活在一个由经济主导,快速变化的城市,特别是我身为艺术家在城市不断扩张的北京郊区生活工作的四年,这一切让我对个体与城市关系的体验十分模糊。但当我到达巴黎后,我忽然感到自己置身于城市的中心,起初这给我一种极度的陌生感,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如此不同的人群(拥有各自的过往和历史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场域中。这是如何实现的?在我看来有两个基础性的元素,或者说元件,使得这种共同生活成为可能。一个是我们使用的公共设施,它们明确地指示了我们在城市中如何体验公共空间,以及对外在于自己的事情的反应。二是关于共同生活所达成的理念和准则(比如:间距)。有点遗憾的是我在巴黎的驻留只有三个月,我只能就有限的观察做出一点表达。
玛嘉莉·纳什泰凯尔:我想问个关于“共和广场”的问题。这个广场其实不久前才被改造过(2013),之前的广场只是个交通枢纽,但改造之后它很快成为了一个聚集人群的地方,特别是那些社会性的抗议行动、纪念行动,比如:2015年,完全由公众自发的纪念恐怖袭击中受害者的游行;2016年,持续了几个月的抗议修改劳动法的“黑夜站立”活动。艺术家是否对广场的历史变化有所认知?
刘辛夷:我其实前几天才知道你说的改造。由于语言不同、资讯匮乏,我对与城市空间的感知是受限的。驻留的前期,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附近的街区行走,一切事物都是异常亲密,它们来自于直接的身体感知,较少受到概念的东西影响。当然,在来巴黎之前,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和阅读这个城市的新闻和历史,但当我到达巴黎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关闭一切来自信息的影响,真正走入生活空间去。你提到的对恐袭的纪念和“黑夜站立”,我当然早就有所耳闻,但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这些事件带给我的想象,或者说期待中的共和广场和我亲见的共和广场有着很大的差距。简单的说,就是我迟到了,没赶上这些事件。
玛嘉莉·纳什泰凯尔:但你将时钟改造成压力表,还是让我联想到“黑夜站立”运动中的一种计算日期的方式。因为人们想让抗争继续下去,运动开始于3月,那么就让它永远保持在3月,他们发明了3月32日、3月33日、3月34日……人们一直占据广场到3月147日。这似乎延续着一种革命对时间改造的传统,1789年大革命后也曾经一度用了新的纪年办法。
刘辛夷: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可能对于循环的时间观念更有亲近感吧,尽管如今的现代中国人已经接受了线性的历史观。
杨天娜:你的作品让我觉得“距离”这个词对你很重要,你用距离的观念和美学组织你的空间。你刚才也说,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更像个循环,同样在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观念中,很多时候人与世界是没有距离的。那么你的距离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
刘辛夷:我觉得这跟我不太信任自己有关系,很多时候我对构成自己的东西,对我面对世界的判断,都有着深深的疑虑。艺术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也就是对这些东西的检讨。虽然我的作品几乎不讨论我自身,但无不牵连着这种自我检讨。这也许和我受教育的经历相关,而且我隐隐地觉得这种可以说有些错乱的知识结构不只是在我自己身上,或者说不只在中国年轻人身上,而且在欧洲的年轻人身上,我也能感觉到。这个世界并没有想我们想象的那个轨迹上运行,似乎大家都处在一种类似太空人的状态中。
程莉莉:我想接着“距离”这个问题。看了你的作品,听了你的讲述,让我相信你的出发点是与城市建筑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当你在说这种间距时,让我想到一本书,爱德华·霍尔的《隐藏的纬度》(Edward T. Hall, The Hidden Dimension),这是六十年代的一本社会学著作,书中列举了人与空间的不同种类的关系,或者是历史的,或者是文化的。霍尔将空间划分为私人空间、私密空间、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他以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为例,列举了他们在公共空间中所保持的不同间距,比如,德国人在公共空间中,相互的间距就比较大,而美国人几乎没有间距,或者是因为美国人讲话声音大,让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间距很小。也就是说,间距应该是某种文化的结果。
刘辛夷:你提到的这本书我没有读过,但你引述的内容我多多少少都接触过。因为我本科在中国美院的工作室方向就是关于公共空间的,我因此接受过一些建筑师的训练,所以直到今天我的工作中,诸如:尺度、平面、立面和轴测,这些建筑层面的要素都保有在我的思考路径当中,当然这些不一定在最终的呈现中有所体现。我觉得我后来之所以对政治事物感兴趣,一部分也来源于我当时所接受的训练,对公共空间的介入会让你不断思索,你对这种介入原因何在?又是为谁而做?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他是否对这种介入有所自知?我现在越来越少关心艺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更紧迫的是用艺术去探讨一种公共空间中共存的问题,比如我们和具体的生活情景之间究竟在发生什么?所以当你说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隐藏的纬度》,对我来说,相较于“纬度”似乎“隐藏”这个词更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究竟什么被隐藏了起来,你会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将它揭示出来,也许很多东西永远也无法完全揭示出来。
珂洛艾:你所关注的这种“间距”,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身处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你在Liusa Wang画廊空间的所戏仿的人行道护栏,某种程度上保护取款人的自动取款机,等等,“间距”似乎是一种基于保护的考量。我想知道,巴黎所给予你的印象,是否就是这种对个体、对个人的保护?
刘辛夷:巴黎和北京一样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基于我自身的体验来说,比如,无论在巴黎还是北京,在街上行走很有可能发生人与人身体上的碰撞,在北京我会觉得很自然,甚至有可能跟碰撞你的人聊上几句,但在巴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会更强烈一些。我觉得我所谈论的巴黎公共空间中的间距并不是固化不变的,它们更多的时候是比较模糊和暧昧的。比如巴黎地铁月台上的座椅,它们都有着一定的间距,但同时它们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距离,几乎每个地铁站都不同。有时特别远,有时特别近,我试图测量过,最大的大约有70公分,最小的也有10公分,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保留着一定的间距。我认为这种间距并非出于人们的习惯与喜好,而更多的是参与公共空间的设计者,他们的认知和理念的表现,设计者不同,所以造成间距设计的不同。
程莉莉:巴黎地铁月台上的座椅近年来的确在变化,它们被拉开一定的间距,刻意做成不舒适的状况,是为了防止流浪者睡在上面,长时间占据座椅。在公共空间的建筑设计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设计,我们把它叫做“不友好”(hostile)风格。但在北京的地铁中,好像不太常见座椅。
刘辛夷:我们的“设计”更为彻底,很多时候让你完全没有停留的必要。说到这种“不友好”风格,我同样注意到在巴黎一些街角,会被密集安置那些原来是用来保护行人的人行道护栏,看样子也是防止流浪汉的停留躺卧。
易崙:说到这种城市空间的改造,其实在1968年之后,巴黎有很大的变化。“五月风暴”后,以学生为代表的索邦大学被拆分为13所高校,大部分被迁出城区。学生被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再有巴黎以前的大街大多是以方块的花岗岩铺路的,但运动中学生将石块撬起,与警察对抗,当时有句浪漫化的口号:“方砖之下就是沙滩!”,如今基本上大街都是以柏油铺路了。这种改造不仅仅是不友好的,甚至是防御性的。预防民众的集会与冲突。
玛嘉莉·纳什泰凯尔:与此相反,共和广场2011年改造之初的目的就是重新将广场的公共空间还给公众,还给各种集会与运动,使得广场重新归到公众的控制之下,许多防御性的设施被移除。但在2015年的恐袭之后,为了防止驾车冲撞式的恐怖袭击,广场上的护栏又被恢复了。巴黎的大街也一样,在还街道与公众的同时,大街的设计也是为了军车和坦克可以方便进城,一些表象之下也总隐藏着另外的考量,一切变得非常吊诡。事实上巴黎古城就建立在一种防御工事上,它天生就带有防御性质。
刘辛夷:我感到中国城市化的改造其实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许多西方的模式,而许多西方的中心城市似乎都借鉴了巴黎的经验。对这种中心化、聚集式、密集型的城市,如何有效地管理,如何赋予公众更多的便利又不至于造成对其他公众和权力的威胁,非常值得去探究。可惜我这次驻留的时间短暂,没办法了解很细。就管理者与公众利益的冲突,我也曾试图在我的工作室中制造一些装置来模拟这种关系时刻,但我的思路还不够清晰,因为在中国,这种冲突往往是瞬间性的,大多是以影像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我来巴黎前,期待着能亲见一些类似的事件,可能是因为冬天的原因,巴黎异常地安静。但我发现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情景,也就是在圣诞和新年第二天,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只看到有武装巡逻的宪兵,他们和我一起等红灯过马路,我忽然有了另外一种感觉,甚至可以说是感动,在脱离了“冲突”的语境时,在这多少还带有一点紧张气氛的城市空间中,这些武装的巡逻者有点让我觉得可敬。对于公共空间生活的维系,我想最终是否可以归结到情感上来,一种关爱我们身边事物的情感,一种情感存在的形式,而不是情感化的方式。有可能是人的情感最终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回到我这个项目本身,它被命名为“一时博爱”,我所想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瞬间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这情感甚至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与街道,与公共设施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尝试甚至影响了我的工作方式,因为以往在工作中,我通常不太信任自己主观的、情感的表达。
程莉莉:我曾在中国短暂的驻留,所以我的方向正好和刘辛夷相反,但中国的公共空间同样让我着迷。在到达之前,我想象中的中国公共空间一定是规则森严,一定是在严厉的法则管控之下的空间,的确这些也是我到达之后的第一印象。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的城市空间存在着各种让人惊异的可能,人们可以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即兴地使用公共空间,这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与中国正好相反,巴黎看起来给了公众各种可能和自由,而事实上你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享有这种自由,不能即兴,不能越界。比如:巴黎是最早推广自助自行车的城市,这些自行车被叫做“自由骑行”(Vélib),事实上如果你使用它,你会发现你要遵守它的准则(停靠在固定的车站,接受它的支付方式);但是在中国的共享单车,你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
刘辛夷:这让我想到我在巴黎地铁里遇到的一幕,那是圣诞节的夜晚,车厢里有一对情侣拥抱热吻,他们仿佛在自己周围筑起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仿佛周围的乘客都不存在。在街上、在公园,经常会见到这种热吻,但在地铁封闭的空间里,真的很少见。但我发现除了自己感到异样外,别的乘客都非常泰然。我想这热吻或许也并非是一种即兴的表现,情侣虽然在热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们应该还是遵循了某种准则,某种允许破例的准则。▧
特别鸣谢:
Galerie Liusa Wang 对此次驻留的协助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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