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的命运—— 梁宗岱《法译陶潜诗选》的东还

《法译陶潜诗选》及其红色布封套

《法译陶潜诗选》（Les Poèmes de T'ao Ts'ien）是梁宗岱唯一的一本中译法单行本，一九三〇年在巴黎刊行，先后获得瓦莱里和罗曼·罗兰两位大师的高度评价。此书一直没有流入中国，各大图书馆没有收藏，报刊没有评论介绍，更不要说书店出售了。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内，只有罗大冈晚年一篇《梁宗岱印象记》（一九八四年）提及在留学法国期间读过这本书。研究者谈到这部作品时，千篇一律引用梁宗岱《诗与真二集》（商务，一九三六年）收入的《回忆罗曼·罗兰》，以及梵乐希《法译〈陶潜诗选〉序》两篇文章的相关文字。一九九○年代末，卢岚和我准备编辑《梁宗岱文集》，开始收集资料。明知寻找此书是一道难题，但这是宗岱师文学道路上的重要标志，不能回避。

梁宗岱的自藏本

经过一年多的找寻，到了二○○一年初，终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找到。其中过程已在《寻找法译〈陶潜诗选〉》（二○○三年九月十二日《文汇读书周刊》）一文交待过，这里长话短说重复一下。最初找寻目标局限在国内，尤其把希望寄托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梁宗岱藏书室（现名梁宗岱纪念室），这里收藏了宗岱师家属捐献的三千六百多册中外文书籍。可是翻遍所有外文书，始终不见《法译陶潜诗选》的踪影，只见到一本法文文学杂志《交流》（Commerce），目录页印着“梵乐希：《陶渊明诗选小序》”和“陶渊明：《自祭文》梁宗岱译自中文”的字样，打开来看，空欢喜一场，里面有关页张已全部被裁掉。此后，我们拜托几位朋友分头到广州、北京和上海各大公共图书馆查询，结果令人失望。向一些熟悉宗岱师的朋友打听线索，也不得要领，此时才想到在法国找寻。跑了拉丁区几家旧书店，感觉有如大海捞针，只找到《交流》杂志，正在失望之时，报载法国国家图书馆电子目录上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打开电脑，结果一查中的，不仅发现《法译陶潜诗选》，还连带找到也是寻找目标的《水仙辞》中译本初版（中华书局，一九三一年），两书都收藏在闭架书库“珍本部”（Livres rares）。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把两本书的文本逐字抄录下来，顺利地完成文集的编辑工作。

一年后，《梁宗岱文集》交出版社前作最后校阅，个别地方需要再参考这本书。但是这趟看不到原书了，因为图书馆已把书制成微缩胶卷，谁要参考只能看荧幕的粗糙影像，十分扫兴。不过，这有一个好处，可以不必办理繁复的申请手续，就能随意复印其中书页。后来在馆员的热心指点下，我们向图书馆购买了这两本书的全套影印和微缩胶卷，在文集出版后送回广外梁宗岱藏书室。尽管作品找到了，但是宗岱师自藏的《法译陶潜诗选》不知所踪，教人无法舒怀。

二○○三年首次在国内印刷的《法译陶潜诗选》

二○○三年梁宗岱诞辰一百周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刊行了《法译陶潜诗选》，这是在国内首次印刷，以我们的手抄本作蓝本。此书能够出版，有赖学兄黄建华的穿针引线，他在书前加上一篇《小序》，其中有一段话：“不久前，我有机会与宗岱师的长女梁思薇女士会晤，问及陶诗的梁译本。得知宗岱师早已把此珍本交思薇保管，也就是说，过去以为已经丢失或像志侠先生所说的疑心有人‘顺手牵羊’都不过是想当然而巳。据思薇介绍，她的女儿法文很好，已把此书交给女儿阅读，宗岱师的外孙女该是这一珍本最好的收藏者和保管者了。”我们事前没有读过这篇序言，这个信息是一个莫大的惊喜，教人不胜欣慰。

后来，我们见到梁思薇女士。二○○五年四月，在她新买的上海浦东房子里，大家畅谈了整个下午，傍晚离开时，她替我们召来一辆出租车。我们起身告辞下楼，随口问了一句：“《法译陶潜诗选》在你的女儿那里吗？”她答道：“在我这里！”说完便快步走进后面一个房间，一会便捧出两本书来，一大一小。大的就是《法译陶潜诗选》，有一个破旧的红色布硬套，颜色已经变得很深沉，不少地方磨损剥离，有斑点；另一本是罗曼·罗兰的《歌德与悲多汶》，同样历尽沧桑。我们正想翻开来看，汽车司机的催促电话响了，于是这两本书便像惊鸿那般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但是它们的影子却永远铭刻在我们脑海中。

此后我们再见过梁女士两次，其中一次她的丈夫齐锡生教授在座。齐教授回忆他们在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宗岱师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英文书，为与他们同行的孙女朗读一首诗歌。宗岱师一开始朗诵，整个人就好像溶化到诗歌中，浑然忘我，他的英文发音那么好，抑扬顿挫，充满感情，令齐教授感到十分惊奇。当他朗读完毕时，齐教授发现他的眼角滴下泪水。梁女士告诉我们，就在这次探亲结束时，宗岱师把这两本书交给她，嘱咐她带到国外保存。那时“文革”仍未结束，携带这样的书籍出口动辄得咎，但是梁女士还是带出来了。她明白这是父亲留给她的最珍贵的纪念物，其价值无法估量。

常玉的复活

从上海返回巴黎，不知如何产生了要为自己的书房也收藏一册的热切愿望。然而，此书印数不过三百零六册，出版了七十多年，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幸好互联网高速发展，网上有关旧书的信息量飞快增加，守候到二○○六年十一月，终于发现巴黎有一本（编号十二）正在出售。不过不在旧书店，在一家艺术品拍卖行，估价六百至八百欧元。记得最早找寻的时候，曾在一家美国旧书店目录上发现此书，定价不过二百五十美元。可是写信去查询时，答复未能在书库里找到。现在一下子贵了两倍多，但仍在个人可以负担范围内，于是决定参加竞投。

从来没有参加过拍卖会，这是一辈子的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根据一位朋友提供的经验，为了防止到时头脑发热，订下一个最高价，约为估值的两倍，即一千五百欧元。到了预订日子，很早便到场。一心以为宗岱师离开法国文坛已久，新一代的法国人不会有几个认识他，此书非我莫属矣。拍卖开始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才轮到这本书。只有两个人出价，一个是笔者，另一个是藏在电话后面的人，不知道是男是女，一个拍卖行的职员手握电话贴在耳边代他叫价。朋友的警告果然灵验，拍卖场的气氛跟赌场有点相似，很容易令人失控。还没有叫过几次价，已经超出自己的预算。而电话后面那个家伙却像魔鬼那样，紧追不舍，我每一次加价都要犹豫几秒钟，他却半秒也不等。就这样，不到几分钟，价格升到三千五百欧元（加上费用税项，大约四千二百欧元），拍卖官开始数“一二三”，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大家猜到了吧，我再没有举起竞投牌。

回到家里，心中既失望又不服气。这么一本文学书有什么道理超出估价四倍多，我和卢岚要卖，因为曾师从梁宗岱，有感情成分在里面。那个藏在电话后面的人是何方神圣？想来想去，没有答案。当晚无心工作，随手上网浏览网页。这时才发现，自己这几年里，日夜埋首整理和编辑梁宗岱文集及后来的单行本，不知道米拉波桥下已流过多少塞纳河的河水，早在二○○一年十月，这本书便由世界著名拍卖行佳事得在台湾拍卖过，成交价约三千欧元，和这次令我却步的价钱相距不远。如此看来，电话后面的神秘买家可能就是台湾人。可是《法译陶潜诗选》明明是一本文学作品，怎么会变成艺术品，挤进艺术拍卖场？为什么最先出现在台湾拍卖场？

一直等到二○一二年撰写《青年梁宗岱》，这些为什么才得到答案。关键在书名页，上面印着一行小字，“内附常玉蚀刻版画原作三幅”，这是所有拍卖目录都照抄的一句话，参加拍卖的人就是冲着这三张画而来。常玉是谁？现在人人都知道，可是十年前，台湾的刊物还有弄不清楚他的法文名字Sanyu，把它切成两半，San Yu，连拍卖行也不以 Sanyu称呼，而用Chang Yu，常玉的名字当时就是这么陌生。

常玉三张版画插图（从左至右）：五柳先生，乞食，桃花源记

这是事出有因。这位艺术家在一九二一年到法国留学，很快便爱上巴黎，艺术的氛围，自由的波希米亚式生活，让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巴黎作为永远居住的地点。他天生一副艺术家脾性，散漫不羁，不在乎名利，偶而参加沙龙展出，却不作任何钻营，因此在法国画坛默默无闻。他与中国的联系，仅止于一九二六年和抗日战争前夕两次回过中国探亲，作短暂的勾留，从来没有在中国举行过画展。唯一的一次机会是到了晚年，一九六三年，台湾教育部长黄季陆到巴黎访问，邀请他到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授课，并举行一次个人展览。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四十多张作品已经寄到师范大学，他也收到台湾汇来的旅费。可是命运弄人，此时正逢中法建交不久，他出发前先到埃及旅游，为了方便签证换领了北京护照，以至回来后失去赴台机会。两年后，一九六六年，他中煤气毒去世。

常玉本就可能这样永远从人间消失，然而命运决定给他补偿，让世人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件工作由三个台湾人接力完成。最早是画家席进德，一九六三年在巴黎邂逅常玉，看到他的作品，内行人的眼睛一下子便辨认出这是一位天才，一九七一年第一次把常玉的名字介绍给台湾人；接着是留法艺术博士陈炎锋，第一个在法国搜集常玉的作品及照片，第一个在一九九五年写成常玉传记；第三位是苏富比从美国派到台湾开荒的衣淑凡女士，她后来担任过苏富比台湾分公司总裁。她在历史博物馆看到常玉寄回来的油画，被画中浓得化不开的文人意境所感动，开始记录常玉的生平和收藏他的作品。她曾多次到法国实地收集资料，编辑了三巨册的常玉油画、素描与水彩目录。她不仅在拍卖场上将常玉的画作拍出惊人的成交价格，还积极把常玉推向国际画坛。二○○四年，她成功筹划了由巴黎纪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主办的“常玉——身体语言”（Sanyu, l’écriture du corps）画展。开幕那天，她把在法国南部找到的常玉离婚夫人也请来了，这位百岁人瑞，虽然坐着轮椅，却脸孔红润，神采奕奕，笑得像一朵鲜花。这次展览会影响深远，常玉像梁宗岱那样，走完数十年的黑暗隧道，重新获得在法国画坛上的应有地位。现在，法国艺术界视他为二十世纪上半期法国华人画家的代表。

书前插图，根据黄慎作品画成的陶潜像，作者名字不详

常玉复活这段时间，碰上台湾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出现了一批有经济能力的收藏家。他的作品成了拍卖公司的常客，价格不断上涨，不时拍出匪夷所思的价钱。《法译陶潜诗选》因为书中的插图，也被带进艺术品行列。这就让人不能不佩服梁宗岱对艺术的开明态度和眼光，当年在巴黎学画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常玉的现代风格绘画和中国人习惯的十九世纪古典主义距离很远，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定居巴黎的雕刻家和作家熊秉明（1922－2002）仍在文章中表示，他看不懂常玉的画。

从二○○一年到今年为止，这本书至少在二十四个拍卖会上露过面，其中十六个在台湾、香港和北京。由于欧亚两地民情不同，有地域差价，有些人便到欧洲搜购，从中牟利。根据某些拍卖行目录提供的书本编号，至少有两本曾在欧洲拍卖会成交，不久便出现在香港拍卖场上。不过，常玉在欧洲的名气已非昔日阿蒙，这种差价正在减少。到本文写就为止，这本书的最高成交价在二○一二年出现在北京，当时正值中国全民收藏热达到顶峰，拍卖官下槌价高达人民币十二万六千元，约合美元两万。要知道，这三张画的尺寸很小，每张不过十九厘米乘十五厘米，勉强及得上普通书本大小。现在热潮下降，但仍在五千至一万二千美元之间上落。由于此书当年全部在法国售出，可以预期，还有不少藏书将陆续露面东还，这也是笔者最乐于见到的事情。

三本书的身世

根据珍贵书籍的规矩，该书限量印刷，每书编号。笔者二○○一年第一次看到的实体书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扉页上写着“出版者敬意，一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巴黎”两行字，背页便是印数：编号I使用珍珠母色日本纸（Japon nacré），内有插图两套，灰色及褐色；编号II至VI使用皇家日本纸（Japon impérial），同样的两套插图；编号VII至XVI使用格尔德直纹荷兰纸（Hollande van Gelder），一套插图；编号1-290使用精仿羊皮纸（Vélin d'Arches à la forme），一套插图，总印数三百零六册。一本书以四种不同的高级艺术纸张印刷，令人好奇。国家图书馆那本是八十九号，属于印数最多的纸类，可以说是普及本。当时就很希望能看到其余三种更高规格的成品，对编号I尤其感兴趣，想知道是否宗岱师为自己特别印制的孤本。

等了十多年，到二○一三年才如愿以偿，答案在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的“瓦莱里典藏室”。这里收藏的《法译陶潜诗选》特别丰富，竟然有四册。第I号就在这里，其余为II，X，和五十八号。对照印数页说明，每个号码分属不同的纸质规格，一种不漏。这要感谢瓦莱里的挚友莫诺（Julien Monod, 1879—1963），他本人是银行家，家境富裕，酷爱文学，对瓦莱里尤其崇拜。一九二四年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他为瓦莱里处理日常事务，最后连财务、稿费、出版社合约也包揽下来。一九四五年瓦莱里去世，他代表大师的亲属，和戴高乐将军的助手安排国葬事宜。莫诺的忠诚完全没有条件，只有一个愿望，收集他的偶像所有作品的版本，以及来往书信和传媒评论，建立一个博物馆，传之后世。他最后得偿所愿，“瓦莱里典藏室”就是他的博物馆，以他的收藏为基础，这里是研究者的“圣殿”，享有世界声誉。

一九三○年初，当他知道《法译陶潜诗选》已经交给出版社，便通过梁宗岱向出版社查询，能否为他印制一册“独一无二”（un exemplaire "unique"）的孤本，出版社欣然同意。书出版后，征订单上有编号I，却没有售价，代之为“已预订”（Souscrit），但是笔者在莫诺书信档案中发现出版社的发票，上面有编号I的价钱，六百二十九法郎（约合三百六十欧元）。其余三种为四百七十五，三百和一百八十法郎，以货币恒值计算，约合欧元二百六十，一百六十五和一百。这类高档艺术书，收藏家一般都请技师重新装订，此时会放弃原有封套，改为烫金字的牛皮硬封面。但莫诺没有这样做，四本书都保留原状，因为收藏的目的是保存历史真相，而非普通的个人爱好。

笔者收藏的《法译陶潜诗选》的书名页（左）及印数页（右），编号V

二○一一年，香港独一无二的法文旧书店 Librairie Indosiam目录出现一本《法译陶潜诗选》，笔者看到时已经售出。不久之后，一位朋友寄来几张照片，说是从《杨州晚报》网页下载的，原来这本书已经流进中国。仔细看过照片，扉页写着梁宗岱的题赠：“致施皮格尔（M. H.Spigel）小姐，谨表深切谢意和友好问候，梁宗岱”。这种语句只适用于曾经帮助过作者的人，第一个想法是这位女士可能是文友，与宗岱师来往密切，值得关注。但等到看完所有图片后，便知道大谬不然。首先印数页显示的编号是“HC G”，用钢笔手写，不是印上去的，不属于三百零六本的四种编号。HC是法文 Hors commerce（非卖品）的简写，一般是作者订购的加印本，用来分赠好友。这一次刚好相反，书末的印制页最后有一句说明，出版人及其同事加印八册，编号HC A－H，选用三种不同纸张。可见这本书得到出版社内部成员的喜爱，有八个人自掏腰包加印。

受赠人既是出版社人员，梁宗岱向其致谢，肯定和本书出版有关。果然，几个月后，在“瓦莱里典藏室”百宝库里，很轻易便在莫诺书信中找到这个名字。他收到的出版社信件，全部由这位女士签署，衔头是“出版社经理之一”。从这些信可以看出，莫诺在出版前订购第I号孤本，印成后加订其余三种，每一次都是梁宗岱到出版社和这位女士见面时口头转达。毫无疑问，她从头到尾负责此书的制作和发行。

我开始觉得有点神奇了，现在已经露面的《法译陶潜诗选》私人藏书只有二三十本之数，这本书不在出售之列，竟然抢先东还，带来更多制作过程的具体细节。这时心中浮起一个想法，还有另外一本更想看到的书，送给普雷沃那一本，将来有没有可能出现呢？

普雷沃（Jean Prévost 1901－1944）是作家，他写的论文《斯汤达的创作》（La création chez Stendhal）获得一九四三年法兰西文学院的文学大奖（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在抗德战争后期，他离开城市，上山参加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就在盟军胜利前不到十个月，在一次转移途中遇伏，不幸牺牲。他是梁宗岱的挚友，一九二八年前后，两人经常一起讨论诗歌翻译。他留下一篇长文《试谈我对中国的无知》（Essai sur mon ignorance deChine），记述了两人共同对中国诗文的探讨。开篇第一段便有生动的梁宗岱描写：“十二年前，我认识了梁宗岱。这是一位完美的中国文人。他熟识英语，法文说得几乎跟我一般好。我们的古典诗和自由诗，很快便对他无秘密可言。他很年青，一副孩子脸孔，最严寒的天气，只穿一件开领衬衣和一条长裤，加上一件单薄的短外套。他把寒冷看成是感觉官能的错误，并且以自己的理性去判断，不受其束缚。”梁宗岱十分敬爱这位待他如兄弟的朋友，《法译陶潜诗选》出版时，他没有写译序，却以一篇送给普雷沃的献辞（Dédicace）代替，标题是《致让·普雷沃》，译成中文不过一百多字，言简意赅，表达了他对在翻译过程得到鼓励的真诚感谢，道尽了他们的深厚友情。

梁宗岱送给普雷沃的书，上有双题辞。该页的中文书名及作者译者名，为梁宗岱手书

普雷沃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应聘到伦敦剑桥大学教授法文，居留了两年。梁宗岱一九三○年离开巴黎前往德国读德文，次年回国，两人再没有见面，也没有作最后话别。八十多年后，一切都从时空淡去，二○一二年十月，一本编号十七的《法译陶潜诗选》悄然出现在香港一个拍卖会上。当时我已收藏了一本，加上忙于写作，无暇兼顾，几个月后才打开拍卖目录。一看几乎跳起来，这本书正是梁宗岱当年送给普雷沃那一本！扉页最上方是宗岱师的熟悉字迹，以黑墨水书写，“送给普雷沃，亲切致意。梁宗岱”，紧接下面，还有另一段题辞，使用蓝墨水，出自普雷沃手笔：“普雷沃背书这张诗歌支票，送给热纳维耶芙和雷蒙·列波维奇伉俪。让·普雷沃”。

列波维奇是谁？从未听过这个名字。经过多方查询，才知道他全名Raymond Leibovici（1901—1982），一位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他和普雷沃相识于二次大战前，两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但因为政治取向不同，并非在同一组织中战斗。

普雷沃何时转赠这本著作？理由何在？从字面推测，“支票”似指以书代债。但是在商言商，尽管是有收藏价值的书，商品价值仍然有限，债主也不可能接受这样坦率的题辞。普雷沃把这本书称为“诗歌支票”，说明在他的心目中，这本书的价值是非物质的，无可估量的。列波维奇是一位文学艺术爱好者，普雷沃偿还的可能不是普通的钱债，而是与精神和感情有关的债，一种不能以金钱衡量的东西，这让人联想到治病救人方面去。

这本双题辞的书在香港出现，令人坠入时光隧道，回到梁宗岱与普雷沃在守夜灯下朗读诗歌的塞纳河边，回到第二次大战犹太人被抄家的巴黎（列波维奇是罗马尼亚移民犹太裔第二代）。八十年间，这本书经历过不止一人的手，见证过不同命运的悲欢离合，现在出现在万里外的香港，恍惚普雷沃提着守夜灯，远涉重洋，来寻找梁宗岱那样。这是一个谜，要等待历史海洋在某一天，把谜底冲上海面才能揭晓。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巴黎

本文首发于《书城》二〇一七年一月号

经作者授权在梁宗岱译坛刊发完整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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