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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推荐你最爱的日本摄影师及理由,就有机会获得由广西师范大学提供的中平卓马《为什么,是植物图鉴》一书,共两本。
截至时间:7月4日中午
中平卓马街头猎影,森山大道摄,1968年
◆ “变成相机的男人”:《Provoke 挑衅》创刊人、森山大道“最爱的宿敌”,摄影的思想者与实干家如何用人生回应摄影的意义。
◆ “阅后即焚”:是什么,让中平卓马宣布与摄影决裂,将自己的所有摄影作品烧光?为什么,是植物图鉴?推翻自己的激进宣言,风格秀异的摄影写作。
【内容简介】
《为什么,是植物图鉴》是日本传奇摄影师中平卓马的摄影评论集,共35篇。书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摄影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困境——我们如何透过照片逼近真实?同时,作者也通过书名逼迫摄影与自我表现的关系,照片如果不是传达作者的意旨,那照片是什么?按下快门,一切因此结束。
试读 |
作品是现实的一部分
1970.8/让—吕克·戈达尔导演的《东风》其一
距离看戈达尔的电影《东风》,已经过去将近一个月了。但是这部电影总的来说是“好”还是“不好”,至今我依然无法做出判断。尤其是在电影被要求加入不少娱乐性元素的情况下,最终,每一位观众对电影的评价就只是用“好”或者“不好”这两个词语来轻易进行裁断。
自命不凡地加入一些不同的知识、个人的趣味等,这种知识分子趣味的电影评论或者称之为电影批评之类的文章,说到底也只不过是用“好”或者“不好”这两个形容词(不知道是不是语法上的形容词)做一下简单的说明而已。但是,即便是戈达尔的另一些作品,从最初的《精疲力尽》(ÀBoutdeSouffle)到《周末》—《中国姑娘》的前一部电影
为止,是可以用“好”“不好”这样的词语来解决,但是《中国姑娘》,或者好像是对《中国姑娘》作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似的这部电影《东风》来说的话,那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两个形容词所建立的价值判断体系。或者说已经超越了这个价值判断体系,成为了完全不同的电影,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不仅电影如此,文学也好,其他什么领域也好,人们无论如何都希望通过附上一个形容词,如快乐或者悲伤、充满希望或者绝望等,将所有的作品据为己有。
通过这样的行为,享受者希望保持与“作品”之间的某种和谐秩序。而且,当享受者发现有更适合的形容词的时候,这个距离就变得越来越稳定。有世界、有我、有“作品”,然后有享受作品的我。但是,戈达尔模糊了这个关系本身。
不,应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破坏了这个关系。佐藤信用“啊啊!太棒了!太棒了!”这种极富感情的方式来表现这部电影,但估计这个意思肯定还是纠缠在那一种表达方式上。倘若将前面说的形容词的问题再拉回来,那已经无法将这样的形容词加附在《东风》这部电影上。《东风》拒绝所有的形容词,巍然屹立。尽管如此,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那也可以说是“了不起”,因为这是一个不知道究竟什么地方了不起的形容词,我战战兢兢地将这个与形容词不相称的形容词扔了过去,然后就把这部电影忘掉。
并列镜头重叠堆积,几乎不动的画面,大量来自书籍的引用与朗读,戈达尔的这些方法在这部电影之前的确已经是极具特性的。尤其是在《中国姑娘》中,可以说里面已经有《东风》的原型。只不过,在《中国姑娘》这部电影中还残留着的那种近乎知识游戏一般的冷静,在这里已经被彻底清除干净了。
比如那位被学生团体开除之后又重新回到法国共产党的男子,讨论期间他正在吃着面包,这样的搞笑场面(《中国姑娘》)在这部电影中就已经没有了。一直在吃面包的党员,这事情如果是在日本,眼前有一位党员在大家讨论期间一直在吃炸猪排,那一定会引起我们的爆笑。在这里,至少有“现实”的比喻,是有寓意的。
坦率地说,《东风》已经不能说是通常意义上的“作品”了。至少那种以为这样一种图式—有“现—实”、有“作家”,通过这些因素产生了“作品”而成立的“作品”。世界作为终结的宇宙而存在,并归根结底是象征这个世界、指示这个世界而且是作为完结的微观宇宙的作品。还有在其中作为媒介的“导演”。这样的幸福关系,在《东风》这部电影中,被非常出色地破坏了。
原来如此,“艺术的废弃”“表现的废弃”就是因为艺术、表现所具有的基本的保守性、反动性的缘故,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却得到了提倡(主要是艺术评论家阿兰·儒弗瓦的论文《艺术的废弃》以及围绕这篇论文的其他文章)。但是,即便这是开端性的情况来看,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先例也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在电影领域。
1968年5月的巴黎,无论是拉丁区,还是“想象力夺取政权”这种写在墙壁上的名言,尽管被称为巴黎五月革命,但死者就只有两三个人,把这个称为革命,对此我多少是有点抵触的。特别是在日本,我们的接受方式中,存在着一种时尚化的倾向。诚然,作为信息,对于1968年5月的巴黎,我们通过报纸、电视、电影等所谓的文献,已经了解到了厌烦的地步。
不过,说实话,看了《东风》以后,我的的确确是通过戈达尔的“虚构”才知道巴黎的五月是历史上出人意料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于是我才知道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实—这确实是革命,作为结果,这是一次“流产了的革命”。一位男子身穿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装,间歇性地勒紧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脖子,再加上从外部,也就是从照相机那边泼来的大量“让人觉得是血”的红葡萄酒,我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场景中看到了巴黎的五月。通过稍微不那么像血而实际上只是红葡萄酒这种做法,戈达尔明确指出了红葡萄酒就只是红葡萄酒,因为他的这种虚构化的缘故,我反而从中看到了巴黎的五月。
但是,必须明确地加以拒绝,这并非《东风》巧妙地“表现”了巴黎的五月,或者说正确地把握了“现实”这种意思。不是这样的,而是《东风》已经成为了“现实”的一部分。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是无数将五月巴黎的墙壁完全覆盖住的宣传单,不单单只是象征革命的符号,这本身的确就是革命,同样的,《东风》也是现实中的一部分。戈达尔的确是在观看世界。不过,这就是观看世界、自己也是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悖论。即便装模作样地说是“自己的他者性”也无济于事。善于观看的人,终将发现那个被观看的自己。
不看自己身上的这种分裂,我们现在就不可能从图像、想象力、幻想等稍微带有点艺术腔调的言辞中抽身出来。至少,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