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背景｜哈维·曼斯菲尔德 & 戴芭·温思罗普

按：本译文系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著名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和夫人戴芭·温思罗普为他们夫妇俩合译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英译本所撰写的长篇导言。该译文最初以“《论美国的民主》的意图与结构”为题发表于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第十辑。译者徐衍，哲学博士、文学硕士，现任教于华东地区某外语类高校。译文篇幅较大，公众号会不定期发布，此为第二部分，约4500字。

第一部分见：

《论美国的民主》与托克维尔其人 | 哈维·曼斯菲尔德 & 戴芭·温思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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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的疏离和亲近，可能是相同的：热爱卓越。正是扩大视野寻求卓越而独特的人，才使得他免于全心全意地关注平庸政治家，也使得他免于学习认出那些平庸政治家的面孔。尽管政治具有应对平庸的忧虑和负担，他的某种源于热爱卓越的非哲学的骄傲，使得政治对他而言颇具吸引力。他表示：“我的想象力轻而易举就能攀爬到人类卓越的巅峰。”并非因为他能够看到自己处于世界之巅，而是由于他不满一些世俗的事情，但是又不太确定上帝。他来来回回游离于对日常政治的蔑视和对平静沉思的生活条件的痛苦的怀疑之间。这样负面的说法可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托克维尔优柔寡断，成为卓越的受害者，受制于竞争的力量。事实并非如此。积极方面就是，他认为卓越需要关注政治并超越政治。对他而言焦虑不安就是人类灵魂的正常状态或者说最高状态。问题在于卓越引发灵魂的骄傲，而灵魂的骄傲来自于一个人承认自己灵魂的完美。然而一个完美的灵魂不会焦躁不安。托克维尔既无法获得满足，也无法抛下人类灵魂的骄傲。

托克维尔从民主革命等政治革命中看到了卓越，尽管厌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和专制，他仍然承认最初革命者雄心壮志的意图，正是由于这些意图才促使他们探索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国家。不过对于托克维尔而言，卓越和自由不可分割（他从未崇拜过拿破仑）。对于掌握附属（或奴隶）的渴望贬低了主人和其附属，因为如果主人否认两者都有人性，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并让自己为感情所支配。不同于自己批判过的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并不全盘否定法国大革命。他赞成第一阶段的大革命，当时大革命是为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然而，那场民主革命的卓越激发起对于平等的热情，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身份平等，这些身份平等并不接纳人类的卓越，甚至对其充满敌意。

如今，托克维尔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他对于民主革命及其问题的认识完全正确，他的大多数预言甚至不可思议地最终应验。（不过，他对于种族之间即将爆发的一场战争的看法是错误的；参见《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2.10.）如上所述，美国左右党派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经常赞赏地引用他的观点。对左派而言，他属于公民参与也是社会哲学家，他警示人们小心工业贵族的表象以及资产阶级和商业对于物质财富的过分追逐：总而言之，他是民主的公民。而右派则经常援引他对于“大政府”的职责、对于行政分权的喜爱以及对于个人能量的歌颂和对于过度的社会平等的反对：他是平衡的自由人士，捍卫自由以及节制。对于左右党派而言，当民主打败了极权主义不再受到生存的挑战，当对于国家的怀疑普遍存在，当现代进展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优越，托克维尔就会大受欢迎。

20世纪70年代，托克维尔开始在法国大受欢迎，当前地位已经不容撼动。他得益于民族自豪感，不只是法国甚至全世界对于民主自豪感都不那么挑剔。《论美国的民主》一经面世就大获成功，然而此后不久，托克维尔逐渐被人们忘却。他的书不再有读者，他的风格、重要性和洞察力不再受重视。二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登上法国的历史舞台，自由主义躲开大众视野。过去三十年间，雷蒙·阿隆勇敢示例和教学，唤醒法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去传承19世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托克维尔通常敏锐无法令人安心的惊人睿智。不过经过解决方案给出的虚假保证之后，对于自由主义的谨慎观察和冷静建议终于可以让人如释重负了。

19世纪初期的自由主义者之中，经过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大革命暴行的磨练之后，最为杰出的两位就是本杰明·贡斯当（1767~1830）和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托克维尔在那个时代的独特性，从他与同时代自由主义者同伴的差异可见端倪。贡斯当和基佐致力于将法国的代议制政府作为大革命和拿破仑独裁统治的积极替代方案。法国大革命和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强烈对比令他们印象深刻。他们觉得，重拾英国贵族的节制和开明的现代性以及英国议会的惯例，将其应用于法国，完全可行。他们汲取灵感的来源是孟德斯鸠而不是卢梭，但却缺乏孟德斯鸠对于环境的尊重，也缺乏卢梭的修辞技巧。

贡斯当将代议制理视为现代发现，将政治学从属于公民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复杂的私有独立性。这是现代自由，它反对参加政权的古代自由。法国大革命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将自由变为了专制。现代的代议制政府怀疑政府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大众的意愿；这类政府甚至在当权时自我怀疑。其精髓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对其反对的议会。然而基佐这一倾向于管理的思想家认为，代议制政府寻求并发现社会的主导力量，自法国大革命以后这种主导力量不再世袭，而是代表他们。代议制政府给予他们应得的公众尊重，他们回馈代议制政府以其应得的优越性。基佐认为代议制政府能够合理地回应社会及其能力，而不是像大革命时那样对他们施以暴政。

托克维尔并不信赖代议制政府，他的研究重心在于民主。虽然他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探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贡斯当和基佐一样，就代表权原则进行长篇大论。对他而言，代议制是民主的，代议制的构建初衷可能是为了遏制民主（如同美国参议院），但就其实际功能来看，代议制反而体现了民主。他们至多也就指示一下民主公民，却不能控制民主的力量或激情。在“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一章中，托克维尔强调，“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的经常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强的障碍。”（选自《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2.1）。

托克维尔一直明白民主不同于贵族。他经常对比两者，不仅以狭义上政府的形式，还以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观颇有亚里士多德遗风，后者也从政体（政体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波里德亚”）上全面思考政治，介绍了民主与寡头之间典型的政治社会选择。亚里士多德声称这两种政体向人类展示了一个开放的选择，因为它们都植根于固定不变的人性，可以说人人平等，也可以说人人不平等。然而托克维尔称两者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以前是贵族时代，现在是民主时代。

着眼于历史而不是人性，托克维尔加入了贡斯当和基佐以及19世纪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也描述了公民社会不可更改的历史变迁：从古代到现代，从旧制度到新制度，这些变迁政府也要遵从。他们不仅不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背离了早期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后者源于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被视为揭示了人类本性，因为人类基本上被剥夺了传统的（即历史的）优缺点。不同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类自然就是政治动物，这一观点至少依据固定不变的人性。例如，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认为，自由主义仍然依靠自然状态的人权，美国读者经常拿他与托克维尔比较。但是，托克维尔理解的自由并非基于自由的自然状态，自然状态的概念最早由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和約翰·洛克提出。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没有提到这一概念。并没有完全以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的方式研究历史哲学。尽管不像黑格尔那样坚信历史是合理的发展过程，托克维尔反对抽象的自然状态的自由主义。

在托克维尔看来，麦迪逊的自由主义对于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所有民主革命，缺乏具体考察。在麦迪逊最为著名的自由主义声明《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他区分了民主和共和。民主制是公众直接做主的平民政府，这在古代城市存在过。而共和则是公众通过代表来间接统治，代表“完善并扩充”公众的意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中表示，代议制是现代政治科学的产物，在古代并不广为人知。麦迪逊还表示，代议制最适用于异质化大国，因为这些国家利益冲突和教派繁多，很难形成党争这一平民政府的祸根。

托克维尔不像麦迪逊一样相信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认为，现代共和不得不民主，而现代的民主制却往往令平等的公民在接受权威时，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地位下降。麦迪逊对于自然状态的依赖是为了避免审视人类灵魂，因为在早期的自由主义概念中，当灵魂被分割成恐惧、虚荣或者遗憾等分离的激情时，整个灵魂都会消失。而托克维尔审视整个灵魂以及民主制的全部。他认为个人、社会和政府彼此关联，无需自然状态的简化抽象概念。

与托克维尔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中，另一位不容忽略的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和第二卷分别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后，密尔曾写下多篇长幅书评致敬。第一篇书评之后，托克维尔告诉密尔：“从这本书的所有书评看来，只有你完全了解我的思想，还能展示出来。”应密尔之邀，托克维尔撰写了《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一文，于1836年发表于《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他终生与密尔保持了书信往来。不过两人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即使在密尔对于托克维尔的书撰写的颇为赞许的书评中，这种分歧也显而易见。

不同于贡斯当和基佐，这两名自由主义者都很赞赏民主制，他们都认为民主制是大势所趋很受欢迎。不过，密尔并不认同托克维尔的保留意见、批判和预言，他在信中曾向托克维尔轻描淡写地坦白，称自己的文章“比你的书稍稍更赞成民主制。”例如，密尔相信“如果人们接受正确的民主制观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警示的多数人暴政就可以避免。托克维尔称美国人民欣然将最有能力的人排除出政府，密尔对此回应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伟大的人才，而且“通常情况下，统帅人才倾向于通过文学和科学隐蔽地统治人类，将政府的机械化琐事留给机械人才去做。”这就是对于才智之人有能力掌控世界的奇妙信心，不出所料地融合了对于自治政府实际操作的蔑视，而托克维尔对其颇为重视。密尔眼中的民主党派之争，比托克维尔更为温和，因为他相信统领人才一定会管理。他们会通过代议制政府进行管理，促使知识分子影响到人民，而不是托克维尔眼中的人民影响到知识分子。不同于托克维尔，密尔看来，代议制政府不会被民主制推翻；而不同于贡斯当和基佐的是，他还认为代议制政府无需惧怕民主制。

因而密尔无所顾虑地呼吁更多的民主，反对贵族制。不同于托克维尔，密尔认为贵族制作为当前的威胁仍然阻碍文明进程。只有贵族制加速消亡，才会灭亡。在密尔看来，最优秀的人可以通过要求更多的民主来确保其优势，因为代议制下的民主不会引发人才贬值或文化贫乏。不同于托克维尔，密尔相信人民不会坚持主权。与此同时，统治人才会管理统治社会而不是主宰社会，因为他们的才智促使他们行事公正。代议制民主制承诺自由社会没有主导力量，实际上是高效的无阶级社会。这一设想非常美妙，吸引着与密尔同一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托克维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没有主权，社会就无法存在，知识分子也不会不受民主的影响（参见《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第一部分）。不过他给人的印象是和密尔一样公正。他认为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属于不同的社会情况。由于不依赖强制，民主社会比贵族社会更加公平。不过民主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印记，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同意和暗示留下自己的印记。

贡斯当认可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人民主权论，不过他认为这可以受到约束。大革命的失误仍然在于，将古代城邦的不合时宜的非自由民主，强加给只需要被代表而不需要被统治的现代个人。然而这种思想的意外后果却是，为现代民主制在大革命期间忘却自身时犯下的罪行开脱，然后暗示现代民主制本身并无弊端。好像现代民主制唯一需要解决的自身问题，仅仅只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再由议会反对派表达出来的自我怀疑。基佐同样低估了现代民主制的力量。他和托克维尔一样相信，现代民主制的优势自行其道因为它引发的个人才能和社会力量不可否认。但他忽略了平庸也能在现代民主制中自行其道。贡斯当、基佐、麦迪逊、密尔全都深信，当自由的理性否定了传统权威的基础时，它可以包含自由主义引起的主权意志。托克维尔比19世纪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更为杰出，因为他并不认可自由距离民主制有一段安全距离，也不认可两者的简单融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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