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 伍德丨我们奇怪地一直假装书不是废墟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著名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一篇讨论藏书问题的文章。他指出，“[……]对于任何私人图书馆来说，藏书的完整性是有意义的，比较而言，每一本藏书本身则毫无意义。又或者说，一旦从整个收藏中分离出来，对于原本的收藏者，每一本书都不再有意义，却突然地，作为作者的思想的完整表达，重新拥有了意义。”本文出自《私货：詹姆斯·伍德批评文集》，亦见于《真看：詹姆斯·伍德文选（1997—2019）》，译者：冯晓初。感谢出品方 行思cogito 授权转载。

给岳父的图书馆打包

“然而，他说，往往是我们最拿手的，将我们有多么不安暴露无遗。”——W. G. 塞巴尔德，《奥斯特利茨》

12号街，在纽约州尤蒂卡以北，德拉姆堡和迦太基以南，穿过贫穷破败的乡间。在未开垦的乡镇，看得见拖车和荒废的农舍。时不时地，会有一只崭新的谷物桶，闪亮得像是一支镀了铬的鱼雷，暗示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又或许只是农业产业化的到来。繁荣不再的阴云沉沉地挂在空中。沉吗？不，对于眼望远方只是偶尔瞥过一眼的司机来说，它只是模糊地飘浮着。

在塔尔柯特维尔，旧日繁荣的范例在马路上清晰可见——一栋巨大、精致的石灰岩造的房子，房前还有一间白色的两层楼高的门廊。这栋房子，无论大小，还是它与马路的距离，都是反常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房子的内容物才是它真正的反常之处：它其实是一栋藏了数千卷书籍的了不起的图书馆。这是埃德蒙·威尔逊的家，18世纪末由塔尔柯特家族建成，一位家族成员嫁给了威尔逊的曾祖父。这里是这位文学评论家在后半生最乐意回到的地方，尽管没有哪次的路途不是曲折麻烦的。在他对塔尔柯特维尔生活的札记《州的北方》一书里，威尔逊表达了他对这个地区的热爱，尽管其中充满了一个老人的尖酸刻薄、对糟糕餐馆和周遭不甚聪慧的同伴的抱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直被困在这里。”他曾经这样写到这块地产。正是在这里，1972年6月的一个清晨，他与世长辞。

在我开车去加拿大探望我岳父岳母的路上，曾经过埃德蒙·威尔逊的房子。虽然看起来维护得不错，威尔逊家终归显得封闭，似乎已被忘却，在某些方面来看这即这样一栋房子的命运，被一条新的道路遮蔽，被慢慢遗忘。在我的想象中，我可以望进那栋图书馆，望见那一架又一架雄辩又缄默的书，在一场腐朽书页的大丰收里将自己淹没，那些古老的、经典的作家困惑地看着纽约州那些典型的新世界地名：罗马、特洛伊、伊萨卡、锡拉库孔。

我的岳父去年去世了，岳母的身体也很不好，所以今年夏天我和妻子开车来到他们家，准备清空房子后将其转让。再一次地，我们经过了威尔逊的房子，我也再次想到了他那些藏书的悄无声息的这许多年，想到那座图书馆疏于与外界交流，在主人过世后一无用处，在这条省道的一侧沉睡至今。

我知道，在加拿大等待我们的，是如何处理岳父的图书馆这个谜题，在平坦开阔的安大略乡间，一栋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有大约四千册书，也差不多这样沉睡着。我们或许会带一百本书返回波士顿，屋里也容不下更多了。然后又该怎么办呢？

弗朗索瓦-米歇尔·马苏德（François-Michel Messud），我的岳父，是一个复杂难解、不易相处、才华横溢的人。他出生在法国，少时颠沛流离，辗转贝鲁特、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直到一家人在阿尔及尔定居下来。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他以第一批富布赖特学者之一的身份来到美国，并留校攻读中东地区研究的学位。他与来自多伦多的玛格丽特·里奇结婚，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在那里他开始攻读土耳其政治研究的博士学位。实地学术考察时，他们又在安卡拉住了六个月，那也是他们一直珍视的一段经历。（我岳母的成长经历多半囿于加拿大，也从未跨出美洲大陆，在土耳其生活时眼界大开，给他的父母写了很多信件。）但是最终，我岳父放弃了博士学位，并下海从商，这可能是出于学术上的焦虑，或作为一家之主的受虐心态。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商人，始终保留着学者和旅行家的本性。他的观念又是入世的，对文学或音乐的态度并不友善。令他感兴趣的是社会、部落、寻根、流亡、旅行、语言。我发现要爱上他很难，尊敬他则容易些，并且我还颇为害怕他。

他成长于一个严格的法国文化环境中，幼时又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物质匮乏（他曾回忆起在阿尔及尔的高中与他同班的德里达：“那时候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他有时会强词夺理、吹毛求疵、欺负人。晚上六点一过，鸡尾酒让一切变得如履薄冰，大家都学会了小心谨慎，生怕激起一个什么错误，招来粗暴的纠正。不知道腓尼基人的精确定义（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何时兴盛）；不知道伊斯坦布尔两座最有名的清真寺的名字，或是黎巴嫩的内战史，或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构成；不知道究竟是谁说了“当心来送礼的希腊人”，或是说错一个法语短语，或是称赞布鲁斯·查特文的作品（“这个小子做的我也能做，四处旅行，写写游记。”我岳父曾经对我说），都会迅速地引来他的不屑。

我很感恩没有生作他的儿子；他那焦虑的男性权威与我生父的内敛是如此不同，我既为之钦佩，又感到疏远。有一次，在我结婚后不久，我已在法国生活了好几个月，语言能力有所提高，在吃饭时，有人在餐桌上称赞我的法语越来越流利。其他人都很客气地附和着。“我没发现有什么可以表扬你的，”我岳父插话进来，“这是一点微小的进步，你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恨死了他会这么讲，但也同意。

他喜欢提起自己1952年从法国来到美国阿默斯特学院时，他的美国室友说他永远也不能真正精通英语。“到了圣诞节，我就可以流利地说了。”他这样回答。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他讲一口完美的英语，不带一点法国口音，除去他念“tongue”的音更像是“tong”，“swan”则像是“swam”。他有那种外国人特有的纳博科夫式的挖掘过时双关语的爱好；比如说，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官方名称、全英格兰主教长的英文“Primate of All England”中“Primate”又意为“灵长类”，他总是说他因此“应该被称为首席大猩猩”，并且总是为此乐不可支。

他对部族和社会感兴趣，则是因为他成长于一个部族，离开后进入了社会，却并不归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他的部族是法属阿尔及利亚：又被称作“黑脚”，19世纪中叶来到阿尔及利亚的欧洲殖民者，在1962年独立战争结束后，集体放弃了这块领地。同大多数“黑脚”一样，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童年的故乡，所以，阿尔及利亚——又其实是整个法属北非的经历——只能在脑海中被记起，事实上是永远地遗失了。法兰西，一个更大的家，对于很多归返的殖民地居民来说，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希望。尽管妹妹去了土伦定居，他从未对这个国家表现出很多兴趣，因此全然未有那种经常令人抓狂的法国人的优越感。结果，他来到了美国，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但他不是什么移民积极分子，或者什么自告奋勇的民主主义者。早先的富布赖特学者和研究生经历带来的新鲜感一消退，他便陷进了一种熟悉的欧洲人的疏离感。终其一生，他生活在美国，（为一家法国公司）工作，缴纳税金，读《纽约书评》，在布克兄弟买衬衫和内衣，去大都会博物馆看新的展览，但他并不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社会愈发令他迷惑、气恼；粗言鄙语和民主的陈词滥调，对于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不过是日常烦恼，又或可被视为维护社会活力的代价，但却折磨着他。他飘浮在美式生活之上，带着秘密，背着伤痛，无处下锚。

也许在他的书房里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一本巨大的地图册，摊开放在一座木制讲台上，每天都会被翻一翻；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站在讲台边上，在密集、抽象的网格里窥探着新发现的趣味。旅行和阅读让他收集了一些脆弱细微的经验。每次旅行（埃及、希腊、印度尼西亚、秘鲁、摩洛哥、缅甸、印度、俄罗斯）前他都会进行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进行阅读研究，将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条，然后便是保存——通常这由妻子完成——建筑和城市的照片：金字塔、庙宇、清真寺、街道、石柱、废墟。

他的阅读也是同样的方式，随着兴趣，就像军队沿着补给线机动，搜索出某一特定的主题上所有能找到的图书。曾经有人也为此调侃埃德蒙·威尔逊，因为威尔逊说，写文章的时候，他“会穷尽一个作家的作品”。我的岳父无法与埃德蒙·威尔逊相比（首先，他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而且，在他越来越老越来越忙后，他买的书远远超出了他的阅读能力，但这种贪婪是类似的。买一本书不仅仅标志着对知识的潜在的获取，也像是在一块地皮上标示产权：知识成为一个可以造访的处所。他周遭的环境，无论是美国或加拿大，都提不起他的兴趣；比如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情绪高昂地提起曼哈顿的任何地方。但是，1942年的阿尔罕布拉，或者他记忆中儿时的萨洛尼卡（那是战前塞法迪犹太人的中心，他回忆说，在那里，有希伯来文字印刷出版的报纸），或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君士坦丁堡，呃……什么？如果我说这些地方对于他来说是“鲜活的”（的确是陈词滥调），那么我就可以让他听起来比平时的他更有学究气，也许更有想象力。用一种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来说，这些地方对他来说才是真实存在，而在同样意义上，曼哈顿和多伦多（甚至巴黎）都不是。

然而，这些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太能说清楚的。他与商人们打交道，而不是学者。他很少邀请人来吃饭，有时会很强硬，有时自言自语。他习惯将他的知识扩展成发牢骚式的质问，而非谈话的邀请，虽然这也许不是他的真实意图。所以他贪婪购书这件事，似乎总是有一点自我防卫的意味，仿佛是他在一层层地裹上衣服，抵御流亡的征召。

图书馆总是矛盾的：它们同收藏家具有同样的个性，同时又是对无个人性的知识的理想表述，因为它是普遍的、抽象的，远远地超越了某一个人的人生。苏珊·桑塔格曾经对我说，她的文章比她更聪明，因为她辛勤地，花几个月时间用自己的写作扩张它们。我喃喃地说了些老套的话，说文学批评家实际是在公开场合展示自己接受教育的过程，她便炸毛了。她一边比画着她巨大的图书馆，一边恼怒地说：“那不是我的意思。这些书我全部通读过。”我不相信她，因为没有人能把自己的所有藏书都读完；而她似乎倔强地拒绝理解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她的藏书跟她的文章一样，也要比她更有智慧。

这话对于我岳父的图书馆也是成立的，因为他的藏书甚至不像桑塔格或威尔逊的那样是学以致用的，而是一个学非所用的人的收藏，为了一颗治学之心。我的岳父总是意图完整——他需要买下一个主题下的所有书籍并把他们摆在架上陈列——代表了一种理想，一个抽象的乌托邦，一个没有盛衰兴亡的复兴之国。一整架精心安插、闪闪发亮的书，全都归于一个主题，这也是这个主题所能享受的最好待遇了吧。这是他两架子关于缅甸的书的第一排：《缅甸的亲属关系与婚姻关系》（Melford E. Spiro）；《缅甸高地政治体系》（E. R. Leach）；《被遗忘的土地：重新发现缅甸》（Harriet O’Brien）；《缅甸政局循环：无政府与征服，1580—1760》（Victor B. Lieberman）；《回到缅甸》（Bernard Fergusson）；《缅甸和更远方》（Sir J. George Scott）；《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Emma Larkin）；《现代缅甸史》（Michael W. Charney）。

这是两到三架关于犹太教和犹太人的书的第一部分：《种族分离：犹太人在欧洲，1789—1939》（David Vital）；《塞纳河边的维尔纳：1968年后的在法犹太知识分子》（Judith Friedlander）；《犹太—基督关系的危急时刻》（Marc Saperstein）；《沙皇及苏维埃政权下的俄罗斯犹太人》（Salo W. Baron）；《敬犹太人》（Léon Bloy）；《西班牙的犹太人：一部犹太人的离散史，1492—1992》（Henry Méchoulan）。他有三四百本关于拜占庭帝国各个方面的书，而伊斯兰和中东方面的书，或许又是这个数量的两倍。

到了加拿大后的头几天我一直都在整理中东主题的书目，希望能够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相关的书籍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或许能够捐赠给一个机构——一所大学，一所学院，当地图书馆，甚至是清真寺。麦吉尔大学分管伊斯兰书籍的馆员欣然同意看一看这个书目。整理书目是缓慢、复杂、让人沉迷的一件事。光是关于埃及就有五十八本书，从艾尔弗雷德·J. 巴特勒出版于1902年的《阿拉伯对埃及的征服以及罗马统治的最后三十年》，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有关尼罗河之旅的通信集，到塔哈·侯赛因于1929年在开罗出版的回忆录《埃及童年》。

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其实没人真正想要成百上千册的旧书。寄往本地大学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有人告诉我们，在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小镇，一座公共图书馆被火灾夷为平地。他们打算重建，并接受捐赠。我正准备寄过去几百本。但图书馆网站要求书是最近两年出版的，这几乎排除了我岳父的所有藏书。金斯敦是离得最近的一个大城镇，镇上的旧书生意颇为红火，所以我给其中一个店家打了电话。店主愿意从市区开四十分钟车，到一栋乡下房子里，看一看一间有几千册藏书的好样的图书馆？答案是令人同情和气馁的。书商告诉我，在金斯敦曾有十二家二手书店，现在只剩了四家：“我们有存储空间，但没有钱。街角的商店有钱买书，但没有空间。今年夏天，已经至少有三大批私人收藏进入市场。所以，要说到这栋房来查看这四千本书，恐怕不值得我跑这一趟。”我实在搞不清究竟是谁应该对谁感到抱歉。

我们有几次突破。有一个网上的书商，专做珍本书和头版书的生意，他跑来挑走了他感兴趣的书，箱子把他的老沃尔沃塞得满满当当。几天后，一个在女王大学教授哲学的英国藏书癖，也如法炮制。见到他们藏不住的兴奋劲儿，我很高兴，但又感到这家图书馆正在千刀万剐中死去。因为对于任何私人图书馆来说，藏书的完整性是有意义的，比较而言，每一本藏书本身则毫无意义。又或者说，一旦从整个收藏中分离出来，对于原本的收藏者，每一本书都不再有意义，却突然地，作为作者的思想的完整表达，重新拥有了意义。伟大的纽约大学学者F. E. 彼得斯所作的《麦加：穆斯林圣地的文学史》是一本可爱的书，但它无法揭示我岳父的任何特质，除去他买了这本书以外（从书的成色判断，也仅仅是买了而已）；但它代表彼得斯教授毕生研究的精华。从某种奇怪的方式来说，我们的这间图书馆就像某些画作，当你走近画布时，整幅画便分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且无法解读的斑斑点点。

就这样，我开始想，我们的藏书或许无法揭示我们的任何特质。砌起图书馆的每一块砖，都是借来的砖：数以千计，也许是上万人，都拥有F. E. 彼得斯的书。如果我被带进埃德蒙·威尔逊在塔尔柯特维尔的图书馆，我能分辨出这是埃德蒙·威尔逊的图书馆，而不是阿尔弗雷德·卡津的或F. W. 杜皮的？一旦我们了解到图书馆的主人，便常会对之心生崇拜，就像欣赏一个著名哲人的双瞳，或是芭蕾舞演员的玉足。普希金的藏书里有约一千册非俄罗斯的书，《普希金论文学》的编辑帮忙列出了所有的外国书籍，其中包括巴尔扎克、司汤达、莎士比亚和伏尔泰。她自信地宣布：“从一个人对藏书的选择，可以深入地了解他的为人。”然后却又不自觉地自相矛盾地补充，普希金与同阶层的很多俄罗斯人一样，基本是阅读法语书籍的：“古代经典、圣经、但丁、马基雅维利、路德、莎士比亚、莱布尼兹、拜伦……主要都是法语。”这听起来就像是1830年前后一个阅读广泛的俄国绅士的图书馆——就像是普希金会列给他的俄罗斯浪漫青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书目。但是，这些书又有什么地方具有特别的普希金的特质呢？它是如何揭示普希金的所思所想的呢？

阿多诺在他的文章《论流行音乐》中曾大发牢骚，当我们听到一首流行歌曲时，我们总认为它成了私人所有的一部分（“这是我的歌，我头一回吻那个谁的时候放的就是这首歌”），而实际上这“显然是孤立的、特定歌曲的个人体验”，同时也正与其他百万人分享——这样，听者便仅仅是“感受到数量上的安全感，并追随所有那些曾听过这首歌的人，以及那些令其流行起来的人”。阿多诺，作为一个矫揉造作者，都认为这太过自欺欺人了。但是，在数字时代，我们一定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严肃的古典音乐。那么图书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同样的一种自我欺骗？私人图书馆其实不正是一个伪装成私人遗产的公共品吗？

阿多诺讨厌资本主义及其分支，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化工业，将无形之物，例如艺术作品转换成物件。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书几乎一定是一个物件，而在我整理岳父的藏书时，我飞快地对它们称得上愚蠢的物质性产生了距离，我为自己这么快的反应感到吃惊。我开始讨厌他的藏书癖，这种癖好在他死后，同其他任何一种物欲相比都没什么不同。一次又一次，他的女儿恳求他在死前“处理处理”他的书。这话的意思是，我们没法保留他们。即便他明白了这意思，他也什么都没做，整理他的藏书，同整理出他的照片或他的CD或他的衬衫令人悲哀地变得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与我的哀恸的妻子相比，我的任务要简单得多，在经历过这些后我下定决心在我身后将不再给我的孩子们留下这样的累赘。我是如此津津乐道于蒙田的这句话：“我希望死神找上门来的时候我正种着白菜，没功夫理他，更关心还没收拾好的花园。”

我想起学者兼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几年前的遭遇。他正在搬家，把他最珍贵的书籍（他的小说，他的诗，他签过名的头版书，等等）都装了箱。收垃圾的过程中，他错把书箱当成了垃圾，只留下一大堆当代文学理论。这个故事曾经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现在看来却简直是太美好了。突然就这样卸下了负担，所以他的后代不用再受罪啦！毕竟，我真的能宣称，我那一架架像是某种虚假的奖项陈列般的藏书（市侩的人当然有权对文化人提问：“你真的把这些都读过一遍了吗？”），比起我那少得多的明信片和照片收藏，更能向我的孩子们展示我的个性吗？（W. G. 塞巴尔德的作品探讨了永久性的这一悖论：一张摆满了书的房间的照片，或许比书本身，更能映照其主人的形象。）

我在岳父的藏书上花的时间越长，这些书就越显得像在掩藏他，而不是展示他，它像是一座被语词缠绕的不可破译的陵墓。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他对智识的追求，他的转向赚钱的追求，他在美国的孤独与隔阂，他的信心和羞怯，拳击和焦虑，饮酒、愤怒、激情，以及他在压力之下务实的生存：当然了，总的说来，这几千册书籍——整齐、有系统、傲然地覆盖到全方位——体现了他这一生的形状，但却不是他性格的各个方面。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更渺小，而非更伟大，就好像他们正在窃窃私语：“一人的一生，充满着忙碌、短暂、毫无意义的项目，是多么的渺小啊。”所有的废墟都在这样说着，但我们奇怪地一直假装书不是废墟，也不是破败的石柱。

我岳父的一个忙碌而短暂的项目从一本关于希腊历史的书中掉了出来。这是一张纸片，上面是他认真的字迹。日期是1995年2月1日，笔记是为一趟希腊旅行所做的准备：“古希腊历史。让·哈兹菲尔德和安德烈·艾马尔，纽约，1966年诺顿”。在这个标题下是几行英文：

——希腊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出现：希腊，黑海，小亚细亚，群岛，意大利南部。

——共同语言和传统，但传统差别很大。Hellas=文化，文明。（“希腊人”直到公元前800年才来到这里。“希腊人”其实是罗马人。）

——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地理分界：海洋的成因是新近形成的大陆被侵蚀破碎，结构非常复杂，峡湾，深海湾，山，海角，岛屿。

等等，等等，写满了一页。在背面，他画了一张古希腊和小亚细亚西部（今土耳其）的简图。这是他的整个世界：一边是地中海，另一边则是爱琴海，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他把最有名的地方标记了出来，还画了圈：在小亚细亚的一边，是艾奥利亚，利西亚，特洛伊，弗里吉亚；在希腊的一边，则是浇着蜜糖的、忧伤的、遗失了的地名：伊利里亚，伊利斯，阿提卡，阿尔戈利斯，阿卡迪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