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律藏与阿毗达磨”比较研究工作坊

经律论三藏是佛教的基石，其中经与论主要阐述佛教思想等问题，奥义精深，影响深远。相比之下同为三藏之一的律藏的思想性较弱，在历来的佛教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但因律藏体例独特，又是佛教僧团运营准则，且与部派佛教关系密切，是解读佛教史尤其是部派佛教史的重要资料。2019年9月1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举行了“律藏与阿毗达磨”比较研究工作坊，旨在推进律藏及与阿毗达磨的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展示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李四龙教授首先致欢迎辞，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召集缘起。随后，学者们依次进行了学术发表并参与了讨论。

李四龙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以《房山石经中的律典及相关问题》为题发表了讲话。王老师介绍了房山石经的重要性及其中律藏相关文献数量极少这一现象。房山石经中有约1000多种经典，却只有8种律藏相关的文献。在这些律藏文献中，有两个戒本，属《四分律》一系；另外还有两本羯磨本（比丘羯磨本和比丘尼羯磨本）；其余皆为菩萨戒文献。王老师强调了这些石经是僧人经过甄别而选择的，可以反映当时华北一带主持雕刻房山石经的僧团所持律藏及经典的流通情况。他还联系了中国古代的僧传资料阐述了隋唐时期汉地由流行《十诵律》《摩诃僧祇律》转换为流行《四分律》的状况。王老师特意强调了律藏研究的重要性，佛教自古就有戒定慧的传统，戒律的重要性自不用说。同时，律藏存在很多的传统，在印度就已经产生了诸多分化，之后传入汉地又有道宣的律宗，形成了汉地的传统，并且发展了义理的体系，成为戒学；同时又有藏传佛教所持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不过藏传更加重视德光所著的Vinayasutra，这又是一个不同的传统。律藏的研究不只要使用广律的资料，还要善于利用律藏的注疏资料及相关的史料资料，比如《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最后，他还指出律藏注疏文献——不只是《巴利律》注释书Samantapāsādikā，还包括道宣等律宗的注释书——这些文献可能性在解释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了阿毗达磨文献的影响，两者联系起来又能发现很多问题。只是遗憾的是国内关于律藏的研究比较少，但也说明了研究空间之大，更因为律藏与实际的僧团生活息息相关，是研究僧团生活的重要资料。

王邦维教授

日本花园大学教授佐佐木闲发表的论文题目为《<根本有部律>的编纂目的——从波逸底迦第21条的愚路因缘考察》。《巴利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中波逸提（波逸底迦）第21条都是由一个因缘制定了条文：在没有僧团任命的情况下，若比丘教诫比丘尼，得波逸提罪。只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存在两次制戒，并且通过愚路因缘进行第二次制戒的条文中增加了他律没有的一个条件，即在没有僧团任命的情况下，比丘教诫比丘尼得波逸提罪，但是得胜法的比丘除外。对此佐佐木老师创建了一个假说：现存《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之前是存在一部古形有部律的，而这部律的波逸提第21条与《巴利律》等五部律的内容相同，后来可能由于需要在条文中加入“除获胜法者”这一条件，才导致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波逸提第21条的改编。但佛教界视律为佛说，不允许进行律藏条文改编。所以在需要改编条文时，必须强调其正统性，而愚路这一因缘就是为了强调改编的正当性而加入的。在考察《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为何存在庞大数量的因缘故事时，不仅仅要考虑简单随机地插入因缘故事这一目的，更要考虑为了迎合条文改编而插入因缘故事这一更为深层的编纂目的。论文发表的最后，佐佐木老师还提出了对于年轻学者的期望：“其实对于律藏的研究者，公平客观的看待每部律藏、从中洗练出历史变迁的痕迹才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态度。有的时候《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保存了古老的形态，有的时候就像本文所提示的这样，《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则是一个最新的、经过改编的形态。而慢慢搜集这些琐碎的证据，积少成多最后才能得到一个全体的、合理的学说，对于我们来说，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才能看到一个正确合理的律藏历史。”

佐佐木闲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惟善发表的论文题目为《说一切有部的三摩地与散乱》。首先论文中详细整理了《阿含经》《巴利尼柯耶》《清净道论》《无碍解道注》《俱舍论疏》《大毗婆沙论》中关于三摩地（samādhi）的定义及演变脉络；其次论文讨论了阿毗达磨文献中三摩地作为大地法的作用及与散乱的区别，认为在有部中散乱和三摩地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实体，但在不同时间会产生出不同的功用，当这种力量以三摩地的功用形式占据主导时，它就使心集中于一物，而散乱的作用就被隐藏了起来。相反，当同一种力量以散乱的功用形式占据主导时，它就使心散乱，而三摩地的作用就被隐藏了起来。从染净善恶的角度而言，染污的三摩地是散乱，只有善的、不染污的三摩地才可以引导修行者趋向涅槃。另外，还存在一种邪三摩地（mithyā samādhi），既是染污三摩地又是散心。三摩地是善或不善等取决于心的性质。如果心不善，那么三摩地也就不善。尽管心和三摩地有主从之分，但它们相互依靠，同时存在。论文的最后还详细考察了作为散乱（vikṣepa）同义词的狂乱（vikṣipta）一词的定义，并且还解释了何处有心狂乱，即在欲界中除北俱庐洲，其它三洲有情，包括天、人、畜牲等在内都有心狂乱的现象，但在色界和无色界的有情没有狂乱心。能引起人心狂乱有种种原因，如四大不调、前世业力、外力恐吓、非人打击，焦虑忧愁都能使人心狂乱。而导致圣人心狂乱的原因有四大不调，但有人认为除四大不调之外，还有非人打也可引起心狂乱。惟善老师的论文使我们对三摩地、散乱及狂乱都有了一个全面且细致的认识。

惟善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夏德美发表的论文题目为《早期禅宗戒律观的演进》。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弘忍之前的祖师与戒律，由于解读四位祖师戒律观的资料极少，只能从只言片语窥探出祖师们对持戒的严谨态度；第二部分为神秀及其门下的戒律观，以《大乘无生方便门》和《观心论》为主分析了神秀一系的授戒法和菩萨戒的性质。第三部分主要通过《坛经》考察了慧能的无相戒。可以说，慧能无相戒在将戒的本质作为自性或佛性这方面与《梵网经》佛性戒、智顗戒体论、神秀菩萨戒是一致的。但慧能没有提到任何戒相，又将授戒的每一个环节内在化，有着非常明显的忽视戒相倾向。论文的最后，夏老师还梳理了中国菩萨戒的发展阶段，为我们理解菩萨戒中国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论思路。

夏德美副研究员

深圳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吴蔚琳发表的论文题目为《<善见律毗婆沙>的优波离传律谱系对汉传律宗的影响》。论文以巴利律藏注释Samantapāsādikā与《善见律毗婆沙》中优波离传律谱系的对比入手，发现了Samantapāsādikā中谱系的第十三位传人Buddharakkhita，对应《善见律毗婆沙》中昙无德这一译语。两者并不吻合，关于这一差异，水野弘元和森道祖都曾言及，但没有讨论这一差异产生的原因。吴老师也认为在缺乏考证资料的情况，很难确定产生原因，但是以此为切入点，却可以窥见中国、日本古代律宗僧人受到这一差异的影响，将《善见律毗婆沙》定性为四分律论所做的努力，揭示了巴利律的传律谱系如何被律宗进行中国化阐释的过程。

吴蔚琳博士后研究员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后李薇发表的论文题目为《律藏与阿毗达磨比较研究综述》。李老师的论文中首先简单阐述了律藏与阿毗达磨比较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方面，通过调查产生于论藏时代的概念是否掺杂到了律藏（主要为《十诵律》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之中，进而得到一些判断律藏内部新旧的证据。

李薇博士后

另一方面，律藏有一个经藏论藏都没有的特点，即一个部派只能使用一部律藏。现存的六部律藏之中，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两部律藏为《十诵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但是关于这两部律藏的部派使用情况至今还不明确。而通过对比律藏，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部派佛教的分派情况及各部派特点。之后，她从这两个方面介绍了一些研究成果，前者如佐佐木闲的《婆沙論と律》（《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9-1，2000年）、李薇《『十誦律』「雑誦」における「狂心等の解釈」》（《印度学佛教学研究》65-1，2016年）等。后者如佐佐木闲《学処解説の違いから見た有部系律蔵の系統分類》（《印度学佛教学研究》65-2, 2017年）等，使得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了一个直观清晰的印象。

编辑：兰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