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丨从让·热内到圣热内：为了“窃盗、男同性恋、背叛”的圣三位一体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岛由纪夫写让·热内的一篇文章。三岛由纪夫写道：“热内的艺术行为从初试文学却不被理解的《死刑囚》出发，直到今天广受世人的了解，他始终听从自身性欲的号令，不顾一切地朝向以艺术克服艺术的那道界线狂奔而去。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复权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取得神圣性了。热内说，神圣性是人神合一，是当审判者和受审者合成一体时，‘我’应该就不会既是被告又是审判者了。热内对此目标深感满意。不知不觉间，他晋升为圣热内。”此文出自三岛由纪夫《小说家的假期》（吴季伦 译），感谢出品方 明室Lucida 授权转载。

贾科梅蒂，《让·热内》

让·热内

谨借朝吹三吉先生苦心孤诣译成的《小偷日记》，将让·热内介绍给日本读者。

热内此人浑身上下揉合着猥琐与崇高、卑劣与高贵。父不详，母亲在接受治疗的妇产院里生下他后不久就弃他而去。他在感化院长大，在监狱和陋巷之间颠沛漂泊。这个孤儿后来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之一。热内永远保有少年的纯真，令人联想到有着狰狞兽面的天使。伊曼纽·史威登堡是这样描述天使的：

在天界，夫妻不是两位天使，而是一位天使。

天使在天界的一切奉献尽皆凭着照应。

天使总是面朝着东方。

……正是如此。热内做的就是单性繁殖。他总是在与大自然的相互照应中，为了他所谓的“窃盗、男同性恋、背叛”的圣三位一体而奉献。而他的脸孔，也总是朝着光明，亦即往阳物的方向看去。

他身处最低劣的环境，却成就了最高的文学创作，简直不可思议。日本的私小说即使描写最低贱的贫穷，顶多只是带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所发明的那种古老艺术家的矜持作为衬里的贫穷。可是文化真正的肉体性渗透力是，甚至连无法以艺术表现的领域，都能通过独特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强大力量。世界上每一个晦暗的存在，借由他的文字力量，逐一走到了读者的面前。成熟的文化，并不只是会生出知性的怪物，也会生出野兽来。我们见证了欧洲生下的两头会讲话的野兽：一头是尼金斯基，从野性本身挥洒出野性的创作；另一头是让·热内，由邪恶本身迸射出邪恶的创作。萨特说得对，热内并不是写下关于邪恶的事，而是邪恶本身在振笔疾书。

热内虽然几乎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我们可依凭那不可思议的照应，在《小偷日记》里读到西欧恶汉小说的传统、D. H. 劳伦斯在《启示录》里叙述的形象思想家的异教式自然观、初期基督教的精神、法国伦理学者的传统、加缪在《反抗者》中列举的虚无主义者和反抗者的系列……甚至可以看到帕斯卡尔、波德莱尔的影子。

热内服刑的监狱不是专关思想犯的。如同拥有音乐才华的男孩理所当然地成了音乐家一样，热内也拥有被关进监牢的才华，所以监牢主动张开了双臂，欢迎他的到来。

或许有人觉得热内的作品十分晦涩，究其原因，在于对暗语的不熟悉。过去巴尔扎克在《烟花女荣辱记》的第四部里，曾经披露了他对于贼盗暗语的渊博知识，但他用作小说素材时有些微妙的变质，应该归类为客观性暗语。热内是第一个在小说里使用主观性暗语的作家。

我认为由于热内受辱的本能和受辱的经验是一种绝无法用普通想法替代的纯粹体验。于是他放弃以普通的方式叙述，而改用自己的血肉化成的暗语，达到了表现孤独的纯粹度。从自己设定的人类悲惨中“复权”，是热内永远的梦想。既然他企图借用语言艺术来复权，可见他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早已是个诗人了。

热内从那些苦役囚被迫以一双双粗大的手，娴熟地裁制出精巧却可悲的纸花边上，看到了被激起的复权野心的悲哀，直教人目不忍视。

巨大魁梧的体貌特征完全显露出“他是苦役营最能说明问题、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的阿尔芒，忆及自己居然曾用这双笨手熟练地剪纸花谋生，不由得强忍着无法抑遏的屈辱感，嗫嗫说道：“如果你认为人无所不能，那你才是小蠢蛋一个！”

热内曾在牢狱中看到有个囚犯作了一首甜美但蠢傻的爱情诗——就像阿尔芒可悲的剪纸花一样——博得了其他囚犯的赞美，从此激发出热内“复权”的野心，《死刑囚》这首长诗便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毫无疑问地，或者说出乎意外地，总之，其他囚犯看不懂《死刑囚》这首诗，非但看不懂，还说了不少冷言冷语。

在诗中用上血肉化成的暗语、主观性的暗语，一般大众当然无法理解箇中巧妙，可是连囚犯们也看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刻，热内尝到的孤独和一般所谓“艺术家的孤独”并不完全相同。当一个人处于某种情境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创作行为呢？是超脱当下的情境，还是与足以启发该情境本质的思想合而为一呢？关于诗的定义，热内的看法如下：

“小偷”一词确指其主要活动是偷盗的人。当他被称为小偷时，明确的定位将一切非小偷的东西统统排除在外了。小偷也就被简单化了。诗就孕育在他对自己的小偷品格的最大感悟上。对别的品格的感悟，如果也能基本上达到为您命名的程度，那么这种感悟也一样可以是诗。

既是行动者，也是创作者；既是被创造物，也是创造之人；既是受审者，也是审判者；既是死囚，也是行刑者。波德莱尔曾经尝试衍绎，可惜未竟其功，直到二十世纪，马尔罗才在小说《行为》中，奠定了其中一种典范。这便是今日文学面临的真正难题。

三个恶棍并肩而行之际，热内很是感慨：“我就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反映。”

这是一句机微玄妙的反话。热内的艺术行为从初试文学却不被理解的《死刑囚》出发，直到今天广受世人的了解，他始终听从自身性欲的号令，不顾一切地朝向以艺术克服艺术的那道界线狂奔而去。现在，他已经完成了复权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取得神圣性了。热内说，神圣性是人神合一，是当审判者和受审者合成一体时，“我”应该就不会既是被告又是审判者了。

热内对此目标深感满意。不知不觉间，他晋升为圣热内。

不过，他的作品，还留在这个物质世界里。

当波德莱尔察觉到，自己同时扮演死囚与行刑者这两个角色时，他已经预知创作这种行为迟早会陷入相对性的地狱里。不单如此，他还有一股预感——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终将来临。届时，创作这种形同自杀的行为，将会成为文学乃至于艺术行为唯一的救赎。

热内笔下的男同性恋具有象征意义。在《小偷日记》里描绘的爱情是在精神和肉体之间、不同种类的人之间萌生的爱意，它超越性别，它等同于万有引力。伊曼纽·史威登堡提出的“天使结婚”论述是在天使这同一个体中的结合，而热内与相爱的男人欢好的时候，也达到了近似于“天使结婚”的境地。史蒂利达诺的肉体属性，其实全都是“我”创造的效果，史蒂利达诺并不存在。在这里，精神创造肉体时的创造作用，恰好以性欲的形态呈现出来。因此这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幻影的投射而来，一种是得自于幻影的赋予，可是两者绝不互相侵犯，成就了一个形而上的结合。面对这样的结合，世人只能在相对性里无为自化了。接下来摘录的片段，对话的小偷和警察是一对情侣。这个男人版的卡门故事，最能将周围社会还原成相对性的存在。

“假如有人命令你逮捕我，你会执行吗？”我问贝尔纳。

他感到有些为难，但这种为难持续不到六秒钟。他皱起一道眉毛，回答道：“那我就不必亲自动手了。我会交给我的一个同事去办。”

这数不清的卑鄙勾当与其说激起了我的反抗，倒不如说加深了我对他的爱。

这两人的结合是一种假设。我们从这里的段落，读出热内把这本书称为一部追求“无法达到的无价值性”作品的原因，并得知他的创作行为就是依此成立的假设。热内十分巧妙地从那个相对性的地狱里孕育出创作，这种技术与他以人工合成性欲的技术是相同的。警察和小偷的爱侣关系含有理所当然的违背逻辑，每一次对同伙的共犯导入性兴奋时，热内便会赋予对方可能会对他做出种种背叛的不可预知的性格。这种不可预知性，或者说无法到达的性质，正是除去性欲的条件，将追求的无价值性当作前提涵括在内的。史蒂利达诺藏在裤裆里的那串假葡萄，就是这种色欲构造的完全象征。

热内运用这种让人联想到十八世纪作家的写作结构来创造书写对象、创造物质。物质世界最初的惊人显现，发生在史蒂利达诺的魅力暂时衰退之后，这个明确的发现，热内称之为聪明才智。

……我好像记起来了，根据我所说的不屑一顾，注意到忘在铁丝上的一件内衣还夹着一枚别针，我因此揭示了一个完整的知识。这个尽人皆知的小玩意儿，既雅致又奇特，我却熟视无睹。

很明显，这枚别针正是史蒂利达诺自身的蜕变。

后来，我为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所倾倒，我采取了同样超然的态度。我承认我很激动，但我不承认激情有指挥我的权力。我同样清醒地加以审视，我懂得什么是我的爱；我从我的爱出发，与世界建立起联系：聪明才智应运而生。

唯有在艺术上，“观视者”才可能与“爱慕”产生密切的交集。

热内偏执的即物主义就此摇身一变，成为一种神秘主义。在那些与普鲁斯特作品呈对照性的自然描景，甚至堪称二十世纪文学中数一数二的自然描景段落中，我看到了从加的斯礁石丛间升起的太阳，看到了一头出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边界的广阔农田上的独角兽，这些片段可以说是热内对异教世界自然景观的崭新诠释。

这位朝圣者的足迹遍及欧洲，如同昔日哈德良大帝时代“纵令季节嬗递、气候变化，他终年帽盔不覆，于喀里多尼亚的雪地徒步，在上埃及酷热的平原行军”（摘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展开一场风土巡礼。好比泳者游水时看到的海、伏在地面的人从草丛间望见的旷野，只要稍稍低头，映入眼帘的世界就会截然不同，欧洲所有的小偷就是这样视国境为无物。这种广大的无秩序世界，可谓前所未见。

热内把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爱上的那些男人的裸像，镶嵌到他目睹的都市底层里，而那座都市是由大海、岩石、森林、裸麦田、石块等等自然秩序所组成的。蜕变从未间断，从受殴的年轻士兵太阳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化为一丛樱草花。肉体，成为泛神论式自然里的一个细节。

如今，我们距离那个情感诉求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热内让孕育着语言真意的可悲的作物，再一次复活了。

不同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大力鼓吹的那种主动式热情，原初带有被动式性格的崇高情操的情感诉求，在热内的作品里重新苏醒了。如同亚里士多德阐述的，这种情感诉求与人格诉求互成鲜明的对比。

那些暗藏于一切悖德底层的沉痛，热内不唤作罪恶，而称为“崇高”。热内是悲痛的。在那一段从感化院被位于法国中部的一户农家领养的岁月里，他曾是一个成熟、体贴、洋溢着宗教情怀的少年。直到后来染上了各种恶癖，甚至陶醉在窃贼卑俗的欢喜里，他才寻到反复精炼而成的悲哀。在他作品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窥见那透着哀伤的愉悦神情。

古代的戏剧只由神话人物承担悲剧，现实中的人们则活在喜剧里。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悲剧里的人物都由贵族独占，直到小说时代来临，巴尔扎克创造出一个特别脑聪体壮的囚犯伏脱冷，终于史上首度赋予悲剧应有的热情。时至今日，那种热情虽然已不复见，但悲剧性已由热内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身上定影了。这里完全看不到普鲁斯特描写的布尔乔亚式滑稽。热内安排的所有状况无不帮助《小偷日记》里的人物们逃离滑稽的窘境。

这种悲怆，这种加深悲怆感受的神秘光束，究竟来自何方？这种悲怆，会否只是他们置身的环境造成的呢？是的，那个环境并不缺乏种种抒情式的背景，不缺“悲凉的码头叫人好不伤心”，不缺为了哀悼受刑伙伴之死而去坟场偷花的小偷们的同侪意识，不缺设下仙人跳骗局的少年为了挑拨对方而依次插入自己身上各处凹孔穴洞里的那朵康乃馨，不缺让两个同居的年轻人的心灵和肉体都得到温柔感动的、晾在房间墙上胡乱系拉着的绳子上的内衣。然而这种悲怆并非单纯由环境造就而成。

悲怆，来自书中人物们某种共通的属性。他们披着用悲怆做成的铠甲。他们拥有强悍的样貌和不道德精神的澄明。尽管热内自身几乎没有否定性的契机，但他爱的却是否定者。他们的悲怆，藏躲在为了否定之用的庞大的肉体能量里，而否定者的行为，比方盗窃、背叛或杀人则被严密地关在肉体的牢笼里，于是到最后，否定以失效收场。至于那些行为的能量和肉体间的对立，则成为悲怆的本质。

热内虽然崇敬灿烂的肉体能量，到头来，他爱的却是肉体能量的疲软无力。事实上，他心目中的肉体既是现代人类存在的无力感的比喻，也是复权的神话。

出身良好的读者乍见热内对纳粹的评价，想必无法泰然处之。“只有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警察能够真正做到警匪一家。这一威力无比、相反相成的综合体，这千真万确的庞然大物，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胆战心惊。它的强大磁场，长期把我们吸引得神魂颠倒，搅得惊恐万状。”

热内真正着迷的不是纳粹主义的权力意志，而是从那姑且不论好坏的独创性政治形态中，以危机的形式露显出来的德意志精神里遐迩闻名的“悲剧性”。我是这么想的：纳粹原本是虚无主义式艺术理念轻率的现实化或政治化，到最后走上无力与破灭，终究成为肉体崇拜的宗教了。纳粹的破灭和理念的破灭并不相似，因为它不具有让人联想到体力充沛的青春肉体的破灭。

男同性恋丹尼尔曾在纳粹占领下的巴黎街头独行时，喃喃说道：“美，我的宿命。”（出自萨特《迈向自由之路》）萨特通过丹尼尔，必然地将纳粹主义与邪恶、杀人划上等号。这里可以看出小说家狡猾的小聪明。

我还没有论及热内幻觉性的一面。

热内认为苦役犯身穿红白相间的浅色条纹囚衣，而簇簇鲜花与众多囚犯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说起囚犯的烙印，就像谈一朵花，更确切地说是百合花，因为王朝时代，囚犯的印记就是百合花图形。然而百合花迟早会复权。伦理层次上的悲惨的复权。那种悲惨，也就是“官方社会对寻欢作乐的津津乐道便具有道德贫困的属性”。

蓝色刺青处的天空露出了第一颗星星，抒情式的奇迹。精致建筑总称的奇妙宫殿，肉体的高贵，与岸上各种华丽仪式紧密地融为一体。钻石。红衣。血。精液。花。锦旗。眼睛。指甲。皇冠。项链。武器。泪水。秋天。风。幻想。水手。雨。……崇拜。仪典。降灵。连祷。王权。魔法。……

这些形成了热内世界的秩序。

再没有比他喜欢用的“使耻辱变得高贵起来”这句话，更能如实呈现出麻风病人伤口上结晶的脓血宝石的璀璨绚丽了。

当热内声名鹊起时，他尚未服刑完毕，经过一群友人的大力奔走，总算得以合法赦免了。号召文坛人士向法国总统请愿的特赦计划的核心人物，正是那位高瘦颈长的伏脱冷——让·科克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