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丨孔庆茂：忆吴奔星先生

按：本文原刊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一品阅读》2017年第4期，作者孔庆茂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副馆长。“甜点”获作者授权转载，以纪念吴奔星先生去世14周年。本文照片由吴心海提供。

1987年7月，吴奔星先生和夫人李兴华在黄山

吴奔星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是当年胡适、钱玄同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能够有缘随侍左右十余年时间，现在想来也确实是意外的荣幸。

知道吴奔星先生大名是很小时候的事。在我小时候，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文革”时期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小时候看的非常认真，家里还有一本《论<林海雪原>》的小册子，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书看，也都认真的看了。这个小册子的封底上，标有泥土社当时出版的这一套文学评论丛书的书名，其中就有一本“吴奔星著《茅盾小说讲话》”，所以吴先生这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在少年时代就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

八十年代中期，大三时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了南京师大中文系，一个考现代文学的同学对我说：南京师大好啊，南师大的吴奔星是任访秋先生的同学，很有名。加深了我对吴先生的印象。但我考的是古代文学，仍然没有想到跟吴先生将来会有什么关系。

但是缘分就突然来了。1986年5月我到南京师大来参加研究生复试之前，我的中学老师李忠哲先生让我帮他带点东西到南师大给他的堂姐，我才意外地得知，老师的堂姐李兴华老师正是吴奔星先生的夫人。

李兴华老师从年轻时就随父母在开封读书，解放前到了南京，多年都没有回去过故乡。看到我这个从家乡来这小伙子，出于对故乡亲情，常跟我问这问那，如家乡的沁河，沿岸的各村庄，通过我的口了解久违的故乡。平时常邀请我去家玩。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或读书，平时就老夫妇两人在家。所以我经常到吴先生家聊聊天，顺便把中文系信箱的报纸信件带给他们，我也或者帮他们做一些体力活，在举目无亲的南京感觉到特别温馨。

吴先生虽然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但家里的房子却很小。三间房子，客厅很小，拿出一间作为餐厅、会客厅兼书房。餐桌的一半推放书报，另一半可围坐吃饭，他每天都端坐在圆餐桌边看书写文章。他晚年诗歌与著作，都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吴先生在五十年代初住在孙科姨太太的公馆，车库都比现在的房子大，只是没有汽车。“房子越住越小。”他爽朗地笑说。

吴先生每天到早晨，都端坐在自己的小桌前，读书看报写文章。吴先生有个非常好的习惯，他阅读的时候总是拿着笔，随时做批注记录，圈画重点，即使看一般报纸杂志，也不例外。他看过的东西都留下自己批注的痕迹。这就是老一辈学者“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下午，在看书间隙，可以聊聊天。吴先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记忆力好，充满诗人激情，特别是他那带有湖南人高亢豪爽的声调，说话很有感染力。跟我聊起太行王屋二山、愚公移山，从韩愈到李商隐，他对我们家乡，比我还要熟悉。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吴先生就经常跟我谈诗词，教我诗歌格律。在南师大读书的时光里，到导师家的次数，远没有到吴先生家的次数多。受吴先生的影响也最大，我毕业后所写的辜鸿铭、林琴南、钱钟书、张爱玲等等传记，也都受到吴先生的影响与帮助。

在吴先生身边，所受的最大的熏陶，是听老先生讲文坛故事。吴先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跟我大学时候的老师任访秋先生是同学。任先生是河南大学最知名的教授，非常受同学们崇拜，因此，见到与任先生同学且齐名的吴先生，我也同样抱着膜拜的心理，问这问那，向他询问他年轻时的老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轶事。

1982年6月，时任徐州师院教授吴奔星先生陪同出席徐师硕士生论文答辩的河南大学任访秋先生、山东师大田仲济先生和山东大学孙昌熙先生游览云龙山。左起：吴奔星、任访秋、田仲济、孙昌熙。

吴先生讲起他的老师，真是声情并茂。如他讲鲁迅先生到北京师大上课，做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讲座，就是由他来做记录的，他讲起他对鲁迅讲座的影响非常深。记得在河南大学读书时，看任访秋先生《鲁迅散论》的后记，任先生也说起听鲁迅当年的讲座，对鲁迅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看书时我就特别神往，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详细的当面请教了，这真是特别幸福的事。

吴先生讲，胡适先生待人特别好，当年年轻的他，介入了当时文坛何家槐的争论，胡适先生知道后，写信告诉他，不要介入这种争论。他办《小雅》诗刊时，向胡适先生约稿，有时也为稿子的事和胡先生有过争执。但胡适先生非常宽容，非常有绅士风度，作为老师的胡适在写给吴奔星的信中都客气地称“吴先生”。

吴奔星先生跟他的老师黎锦熙接触时间最长，也很密切，黎锦熙先生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时候的老师，吴奔星先生也是湖南人，老师又兼同乡，所以格外亲切。他说，由黎锦熙先生又认识了湖南另一个同乡齐白石。有一次在看望齐白石时，白石老人很高兴，把本来要送给艾青的画，就顺手送给了他。吴先生赶快从口袋里掏出钱作为一点“润笔费”。

吴先生治学的勤奋，对我教育尤其深。每天都端坐在桌前看书写文章，中间看累了，就出去散散步，到学校取信或到邮局寄信。我经常帮吴先生查找资料，或誊抄文章。七八十岁的老人，经常在报刊发表诗作或评论文章，每隔一两年时间，就会出版一本专著。每出版一本书，都会第一时间赠送我一册。而我这近而立岁的年轻人却一年难得有一两篇文章，时常感觉汗颜。吴老经常教育我，研究生嘛就是要研究，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以后怎么能行？当别人向他约稿的时候，吴先生让我写初稿，他来修改，算我们合作。

1987年，吴老在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时，特意留一些诗给我写鉴赏文章。在吴老府上，帮他取信，看到过刘延陵、艾青、冰心、臧克家、纪弦等许多名家的书信手迹，见到过程千帆、孙望、夏传才等名家学者。这些对我都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写了一些传记，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吴老给我所讲的各种各样的名人故事。

1992年，我出版了《钱钟书传》，吴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1994我在写《辜鸿铭评传》的时候，因为辜鸿铭一本书《清流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在大陆买不到。我跟吴老谈话时随口说了这本书。过了一个月后，吴老打电话让我去，竟然把这本崭新书递给我，说是托香港一位诗人朋友买的。我内心别提多激动，急忙看书后的定价。吴老说：算了，你年轻人那点工资买香港的书是买不起的，不准我让来让去，我只好作罢。

吴先生是除了写诗做研究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他订了很多报刊杂志，还经常买书，虽深居简出，但是对学术活动、学术动态却非常了解，经常在《诗刊》、《诗神》、《文艺报》发表作品。但对于身边的事却非常不敏感或不熟悉。大概是1992年的时候，有一天吴先生报告他发现一个“大新闻”：“南师大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叫钱玄，字小云，在南师工作了几十年，我以前竟然从来不知道此人。”吴先生解放初就到了南师大，1957年反右以后调到了徐州师院，1983年落实政策又回到了南京师大。即使从1983年算起，到这时也有十年了，竟然连同一个系的教授都不认识。

当然，钱玄先生也是一个纯粹的书斋教授，以前虽做过一段时间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但从调到南师后到退休之前没有出版过专著。退休几年以后才开始出书，先后出版了《三礼名物通考》《校勘学》，特别是《三礼辞典》《三礼通论》等巨著，才突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才知道钱小云先生竟然还是章太炎入室弟子。像这样潜心书斋的教授还有章太炎弟子诸祖耿先生，年近九十才把自己一辈子研究的成果《战国策集注汇考》整理出版。正是因为这些教授平时只潜心于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才会有这样的同居一系数十年而不相识的。

我在读研一时，有一次向一位很有名的某教授请教，这位老教授，竟然把我的论文改头去尾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当时很惊讶，但又不敢声张，只有我的同学冯保善兄知道。冯保善一次跟他导师陈美林教授说了此事。陈先生向来以耿直敢言著称，把材料要过去，他知道我经常到吴老家，打电话给吴奔星先生说此事。吴老让我把报纸和我的论文拿过去，一一对照。问我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说？我怕把事情弄大了，以后影响我的毕业。吴奔星先生仗义之言，给原系主任孙望教授打电话，三位教授到中文系反映这件事情，并写信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系主任、总支书记、我导师，都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安慰我。说该先生已经退休，以后不会请他参加学位评审了。最后《光明日报》也追回了该文的稿费。

最妙的是，之后不久我跟吴老出去散步，正好碰到这位先生，吴老特意隆重地向这位老先生介绍我，说：他叫孔庆茂，河南大学毕业，现在在读研究生，他对韩愈文章里的人物考证有新的发现。老先生擦着汗连说，“我知道，我知道。”吴老又说：“x公，要保重身体呀，你看你还没我年龄大，头发都白了，平时要少操点心啊。”老先生一边擦汗，说“听说河南大学华钟彦先生去世了？”把话岔开，说了两句就急忙走了。我深为感动，同时又特别佩服吴老说话的机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却句句像刀。吴老哈哈笑笑，没有多说。

工作以后，因为单位是一个严格坐班的机关，去吴先生家的次数就少了。但隔一段时间总会去看看。1993年1月，李兴华老师突然去世，这对于吴先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平常的日常生活都是由老伴照料的，夫人去世后，虽然有儿女陪他住，给他做饭，但毕竟不如老夫妻之间体贴。李老师在世时，有时说话多了，吴老总嫌夫人唠叨。李老师开玩笑的说：“现在你嫌我说话唠叨，我要是死了，剩下你一个人，你想听唠叨都没有了。”不数年之间，这话就应验了。平时吴老就一个在家看书写作。有一次，吴老又提起李老师这句话，长叹一声，我默然相对，黯然神伤。

虽然如此，年过八旬的吴先生仍然坚强地读书做研究，一点也不服老。有一次竟然一个人拎着旅行包，坐飞机到深圳去开会。有一次对我说，家里边的书实在堆的太乱，要找一本书，非常困难，因此想在阳台上再打一个书橱，把这些书都摆开，并且催我找工人来实施。一个84岁的老人，像年轻人那样雄心勃勃的要建一个书房，四周排到书橱，便于自己读书写文章，这是多么可敬而又辛酸的事啊！

2000年11月2日，（右起）吴奔星、王宽行、吴心海在南京合影

2000年秋天的一天，吴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我大学时的老师王宽行先生来了，我赶快过去作陪。王宽行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也是吴先生江苏师院（苏州大学）时教的学生。师生三代相聚，别提有温馨了。在1982年，我刚上王先生的课的时候，王先生长得像周星驰，那时也很有周星驰的风度，上课充满激情，讲到激动处，能绕着讲台跑来跑去，一蹦多高，一个黑板擦就像惊堂木一样，成为他表演的道具。我们都特别爱上王先生的课。再见到王先生的时候，已经身材发胖，行动明显迟缓了。王老师说：吴老是我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师，也是唯一身体仍然健康的老师，趁我现在身体还行，我要再来看望一下老师。那天吴老也特别高兴，师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转了好几处景点。我陪在旁边，一边高兴，一边也不无悲伤地想：这种相聚一生能有几回？十年以后，吴先生、王老师先后均归道山。

对于老师，就像对于父母，健在时总是觉得有时间的，不着急。但真正失去了，就一切都再也来不及了。2001以后我调到出版社，工作比以前忙了许多，去看望吴老次数就少了，总是想着抽时间去、抽时间去。但到那一天，就是抽出时间，也见不到了。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