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者丨卢锡熹：最早译介《山月记》的人
最近，日本历史小说家中岛敦的作品又在社交媒体上火红了起来，中华书局2013年版定价28元的《山月记》“久已断货”（中华书局的说法），淘宝和孔网上该书正版售价已经超过了200元。中岛敦这样一位创作时间极短的流星作家，在身故半个多世纪后突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实在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大陆文坛对中岛敦并不陌生。早在1943年，他的代表作《山月记》就被译介到国内，1944年8月他的作品合集《李陵》又由上海太平出版公司印行，且附有作者介绍、年谱和作品目录。此时距离这位“新进作家”（译者语）去世才一年多。考虑到日本文坛也是在中岛敦去世后才开始注意到这位早逝作家的作品，中国译者的动作可谓神速，对日本文学新兴发展的把握可谓准确。
1944年太平版《李陵》书影
或许冥冥之中有所联系，中岛敦作品最早的中译者和中岛敦一样都是文坛上流星似的人物。这位名叫卢锡熹的人几乎消失于历史的尘影中。还是“闲闲书话”的年代，傅月庵就淘到过卢锡熹的《李陵》，但他没有考证译者，只是记下：“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秋天，距离中岛敦过世不过两年，沦陷区上海太平出版公司出版，应该是中岛敦作品的最早中文译本吧。”2013年出版的专著《近代上海文化人与日本》辟专章研究太平出版公司，《李陵》占据了不少篇幅；但对于译者卢锡熹，研究者只有一句“生平不详”。
其实，卢锡熹并非“生平不详”者，女作家关露的研究者们早写过他。涂晓华在研究《女声》杂志的专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中指出：卢潇“即卢锡熹，《女声》的作者，《太平洋周报》的编辑”。丁言昭在《关露传》中也写道：二战后期，“《太平洋周报》的日本老板就被征召入伍，把报刊工作扔给了杨丰、叶蒙西（叶扬）、卢潇（卢锡熹）”，这三人遂以此为掩护，“留下三分之二的篇幅”刊登进步文艺作品。查《女声》杂志上，以“锡熹”笔名发表的作品有多篇，“卢潇”则未出现过。因此，“卢锡熹”当为卢潇的别名或笔名，卢锡熹就是卢潇。
作家关露
卢潇是关露在沦陷时期结交的密友，各种《关露传》及研究资料对他都有记述。但这些资料（包括上面引用的两种）往往有误。有的将《李陵》称为“在北京出版”，其实这本书是上海太平出版公司印行的；有的将《李陵》书前的《译者底言》说成是“后记”；还有的将《太平洋周报》误作《太平周报》、《太平洋周刊》甚至《太平月刊》，其实看一眼《太平洋周报》的刊头就不会出错。但这些资料在记述卢潇的生平经过时，依据的多是未公开的采访资料。笔者无法核实这些资料的准确与否，只能参考引用；唯对于他的创作、翻译情况，均自行查证。因此，下文所述卢锡熹生平或有未知的错误，还请读者注意。
萧阳著《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关露的一生》和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都提到卢锡熹的身世。萧阳转引关露、卢潇的旧友杨丰的回忆，说卢锡熹的父亲是日本浪人，母亲是中国人；柯兴在他那本和言情小说差不多的所谓“传记”中则称卢锡熹是祖籍广东的日本华侨，祖父、父亲都在东京银行工作，1932年东京大地震时卢父遇难，卢母领着卢锡熹逃到香港，之后又到上海。两说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卢锡熹早年是在日本长大的。
卢锡熹可以确定的履历很少。他是《太平洋周报》的编辑，该刊创刊于1942年，终刊于1944年，在此期间，沦陷区的《女声》《风雨谈》《文协》等报刊上都出现过署名“锡熹”、“熹”的日文翻译作品和报道散文，《出版月报》还有一篇“锡熹”谈翻译的文章，当为卢锡熹所作。在《女声》刊登的报道中，卢锡熹一般自称“记者”，这也可以说明他与《女声》的关系。萧阳称卢锡熹曾调到汪伪政府物资统计委员会工作，但具体情况不详。
关露主编《女声》杂志
卢锡熹是关露的密友，但何时认识、密切到什么程度，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可以确认的四点是：卢锡熹为关露编的《女声》撰稿；卢锡熹与关露有多位共同友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沦陷时上海的进步文艺小圈子；卢锡熹还曾把关露带到自己家里躲避追捕。至于卢锡熹与关露的结识，柯兴称关露是听到卢锡熹在一次公开场合做日语翻译时为工人说话，因此主动拉拢卢锡熹到自己的小团体中。对于卢锡熹和关露的密切程度，柯文用言情小说的笔法描绘了关露对卢锡熹“花花公子”式勾搭女性的批评；萧阳则写下了卢锡熹在物资统计委员会任职期间向关露提供情报的故事。
此外，柯兴称：为避免卢锡熹不靠谱的恋爱观祸害小团体里的其他女性，关露曾向卢锡熹表示“你不妨往我这边靠靠”、“她一旦相信你我在好，她一定会主动后退”。关露、卢锡熹分别后，柯兴还描写卢锡熹“尤其冲淡了她一个独处女人难耐的孤独、寂寞，填补了时时袭击她心灵的空虚、怅惘。”柯文是所谓“传记文学”，自然有演绎成分。但如果演绎有据，加上卢锡熹将关露接到自己家里避难的举动，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不过，如前文所言，各种《关露传》对卢锡熹的描述各不相同，那时关露的身份也很特殊，很多事情恐怕是永远讲不清楚的。
还是看看卢锡熹的创作成果。卢锡熹翻译的作品，有中岛敦、太宰治、小宫义孝等人的小说，还有如高桥敬三《南洋的海底动物》这样的科技文章。他个人的创作，只有几篇报道，如《和久米正雄参观刘海粟画展记》、《听久保田先生谈戏剧》等，采访的都是日本文坛政界重要人物，所谈也多“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只有一次，他本去采访久米正雄，却成为了这位日本政府文艺系统负责人参观刘海粟画展的向导，而关于“来华的感想和筹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情形”反而未写，想来这是卢锡熹所愿意看到的情况。在《太平洋周报》上，则找不到任何可能是“卢潇”、“锡熹”、“熹”变体的笔名。卢锡熹详细的著作目录见文末。
卢锡熹翻译中岛敦的作品，结集为《李陵》一书，1944年8月由上海太平出版公司出版，这也是他一生出版的唯一一本书（中岛敦一生也只出版过一本书）。“李陵”，是中岛敦最后未完成的遗作，卢锡熹将之列为第一篇。全书除两个中篇和一个长篇未收外，为中文读者展现了中岛敦的绝大多数创作，包括《李陵》《子路》《斗南先生》和四篇《今古奇谭》。书前并附《译者底话》、深田久弥著小传《故中岛敦者》、中岛洋人撰《中岛敦年谱》及卢锡熹整理的中岛敦著作目录。今人编中岛敦作品时，多数不标明《山月记》的“今古奇谭”总题，也没有中岛敦的年谱和著作目录。相比之下，卢锡熹对中岛敦作品的细致整理至今仍值得敬佩。
《风雨谈》上的《山月记》
卢锡熹长居日本，日文精进，田村俊子称赞他“不但中文文字漂亮，日文也很流利。”这种对日文的深入理解，使他的中文具备一种独特的气质。《山月记》中有一个形容人的日文词“才颖”，后来译者有的翻译成“俊才”，有的翻译成“才能出众”，有的翻译成“很聪明”；卢锡熹则直接把“才颖”两个字照录到了译文中。从准确性上说，“才能出众”比较贴切，但不漂亮；直接抄录“才颖”这种古雅的表达，中文读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说，对中岛敦作品的翻译，卢锡熹实践了他“极力保持原作优美的风格”（《译者底话》）的承诺。
1945年，上海沦陷区文坛新办刊物《新世纪》上也有卢锡熹的作品，抗战胜利后他的名字就不见于报刊了。《新世纪》是大后方点名的“汉奸文艺”刊物，与卢锡熹一同发稿的作者如关露、予且等，还是《新华日报》等列明的“上海文坛汉奸”，卢锡熹从此销声匿迹，可以理解。据杨丰回忆，卢锡熹解放后在东北工作；按照柯兴的说法，1955年潘杨冤案牵连到关露后，卢锡熹也受到影响，还写了交代材料。此后他的情况不详。
与中岛敦一样，卢锡熹生于乱世，颠沛流离，1945年后的生活想来也不好过。1942年到1945年间，他与关露、杨丰等几个文艺作者困居沦陷的上海，既不能追求光明，生活也一直窘迫；但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有志同道合的友人，还能从事创作，翻译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为中岛敦的作品细节“一一加以查考”。可惜的是，这样的日子很快过去；关露还能在一片质疑与不信任中“回到组织的怀抱”，卢锡熹则跌回了人生的谷底，从此成为“失踪者”。
幼文君的《山月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
附：卢锡熹著作目录
《一位有诗人气质的外交家》，采访报道，署名熹，《女声》1943年第2卷第3期（注：《女声》卷数与年份不对应）。
《稻和螟虫》，译稿，原作者小宫义孝，译者署名锡熹，《女声》1943年第2卷第7期。
《山月记》，译稿，原作者中岛敦，译者署名卢锡熹，《风雨谈》1943年第6期。
《阿部知二和丰岛与志雄》，采访报道，署名熹，《女声》1943年第2卷第8期。
《和久米正雄参观刘海粟画展记》，采访报道，署名熹，《女声》1944年第2卷第9期。
《听久保田先生谈戏剧》，采访报道，署名熹，《女声》1944年第2卷第10期。
《日本文学概论》，译稿，原作者菊池宽，译者署名锡熹，《文协》1944年第3期。
《劳动的苏联妇女》，报道，署名锡熹，《女声》1944年第3卷第6期。
《南洋的海底动物》，译稿，原作者高桥敬三，译者署名锡熹，《女声》1944年第3卷第7、8、10、11、13期连载。
《李陵》，译文集，原作者中岛敦，译者署名卢锡熹，上海太平出版公司1944年8月初版，收录7篇翻译小说及《译者底话》《故中岛敦者》《中岛敦年谱》。
《漫谈翻译》，散文，署名锡熹，《出版月报》1944年第10期。
《清贫谭》，译稿，原作者太宰治，译者署名锡熹，《新世纪》1945年创刊号。
《碑》，译稿，原作者丰岛与志雄，译者署名锡熹，《新世纪》194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