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丨今日宜读叶圣陶
特别声明：本文是一篇论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同性恋题材小说的文章，请读者慎重选择阅读与否。另，病中草草，辞不达意，还请见谅。
叶圣陶先生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去世三十周年。我爱读他的小说，早就准备作文纪念。万万没想到这篇文章会在今天动笔。微博和朋友圈中刷屏的一项禁令，不能不让人想起现代文学史中那些曾饱受攻击的同爱作品。据说描写男性的代表作有叶鼎洛的《男友》、黄慎之的《他》，但身为直男，我无意关注他们的小说。倒是描写女性的作品，由于一流的女作家们热衷此道，最著名的一些男作家也有尝试，所以颇读了一些。叶圣陶先生的《被忘却的》，绝不是其中情节最波折、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但却是极难得的一篇好文章。
如今禁令已下，虽然涉及的只是少数文艺领域，但事情是一点点变化的，这类作品的前景都堪忧。不知道这些已经列入新文学经典的作品，未来会面临何种命运。但这不是我准备解决的问题。这篇即兴之作只想自问自答：为什么叶圣陶先生的《被忘却的》是同题材作品中难得的好文章？换言之：为什么这是一部能感动直男的短篇小说？
以我可怜的阅读量，三十年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同爱题材作品似乎可分为三类：（一）二十年代因文学研究会“人的文学”思潮而兴起的写作；（二）二十年代末之后的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的同爱创作；（三）贯穿三十年的女性小说家对同爱的描写。一般也可以将庐隐、凌叔华等归入第一类，将张爱玲、苏青等归入第二类，但我以为女性作家应该单独讨论。
1921年，叶圣陶（左二）与许昂若（左一）、朱自清（左三）、俞平伯（左四）
先看“人的文学”大旗下的同爱创作，代表作家只有叶圣陶一位，1922年发表的《被忘却的》让他成为第一位涉足这一话题的男作家。叶圣陶的朋友杨振声也尝试过这一题材，但他自己都觉得没写好，并随之说了一句今人耳熟能详的话：“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老婆总是别人的好”。当然他说的是反话。目前我们还没发现文学研究会的干将中有对同爱特别偏爱的人物，而他们生长之际，现代都市生活尚未成形，拉拉风靡教会学校还是这些作家成名之后的事。另一方面，叶圣陶的同代人更乐于描写中国的乡土，老通宝的蚕比亭子间里的女学生更值得文坛关注。而叶圣陶是一个例外，他自出道即以描写小知识分子的个人、家庭生活闻名。于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的情景：小知识分子夫妇，男方在外奔波，女方独守学校教书，看厌了孩子，与另一位同样孤单的女教师相依取暖，最终出现了超乎一般的感情，生活也重新有了盼头。这就是《被忘却的》的剧情。
而女作家们的故事多取材自教会女校。庐隐是一个例外，那是因为她确有与石评梅相濡以沫的一段生活。凌叔华的代表作《说有这么一回事》源自男作家杨振声提供的素材，杨本人观察到的也是学校中的故事。还有一些作家并不写同性恋，但也在抒发对同性的爱。阿英曾将冰心归入闺秀派作家，认为“其作品之中爱的对象是母亲，是自然，是同性”、“她未尝不想男人”；后来弗洛伊德的名字在作家间传开，赵景深突然意识到冰心“不触及男女”似乎别有原因。自然这是笑谈。与叶圣陶不同，对女同了解更深的女作家们并不看好社会对同性恋的接纳。凌叔华将笔下的女恋人比为罗密欧和朱丽叶，庐隐则完整展现了同性恋一方迫于压力与异性结婚的场面。
女作家们为什么集体书写拉拉之恋，后世已有很多解读。最典型的看法是将之列入女权斗争的一章，认为作家们主张的是女性觉醒而非同性之爱，要与西方同性文学“区分对待”云云。这似乎将女权运动与性取向平权放在了两极，而作家们从未在小说手记中表达过此种意见，倒是颇有对男女感情的厌恶话语，与丁玲们对男女之爱的悲剧描写对照，其意不言自明。我们总不能奢求女作家们公开说一句“男人是大猪蹄子”（事实上她们也说了类似的话，比如苏青的“丈夫宁缺毋滥”）。而所谓区分对待的观点的流行，还真印证了女作家们对拉拉不为社会所容的悲观看法。
男作家大规模地描写同性恋还要等到大革命之后。现代都市逐渐成形，作者们具备了描写同性恋的时代背景。晚年张爱玲曾在一篇小说中描写了三十年代的上海风气，同性恋成为沪上女校中的时尚。女学生们的同性小说连篇累牍地在主流刊物上登载。这些事情发生在作家们身边，甚至眼前。陶元庆的妹妹同时与两位女性交往，最终酿成命案，将一位爱人砍杀在男作家许钦文的房中。
另一方面，随着精神分析学说的引进，革命浪漫主义作家们似乎抓住了性描写的法宝。田汉写了一部剧本，之后说唯一的遗憾就是SM的部分没有写尽。正在南京美专教书的倪贻德在小说里畅想与女学生们在玄武湖畔结庐而居，结果被市民误以为真，闹的满城风雨，惶惶而去。此时，前期创造社的代表人物郁达夫和张资平首先开始描写拉拉之恋，章依萍在“革命与恋爱”的典型作品《情书一束》中插了一章同性幻想，让这个三角恋故事更加吸引眼球。日后成为左翼理论权威的郑伯奇居然也写了一篇《圣处女的出路》，将同性恋视为教会压迫下长出的叛逆之爱。他们都是男作家。
但稍后登上舞台的、更严肃的革命文学作者反对描写同志情爱。他们不是遵从封建道统，而是认为浪漫主义文学（那时“人的文学”已经寂然）对同性之爱及“性变态”的描写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文学。他们赞扬这些作家真实地描绘了“都市风景线”，但不认为对现代都市情爱的渲染能促进新时代的诞生。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坛主流需要的不再是释放天性或传播西方思想，而是形成战斗的力量打击共同的敌人。整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都试图用统一的观念对现代作家排兵布阵。在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左翼内部的异议者沦为“第三种人”，而原本位于光谱中间区域的浪漫主义作家多数被赶到了革命文学的对面。张资平成为“创造社的叛徒”和“报屁股文人”；浸染烈士鲜血的《情书一束》从革命浪漫主义文学沦为了市井通俗小说的腐朽代表。新的同性情爱描写不再为主流所接受，后来的史家将它们统一称为“沉渣的泛起”。
众所周知，革命文学内部最终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口号或标语，这种尝试除了造成作家们的友谊伤痕累累外，基本归于失败。之后抗战军兴，“两个口号”的争论早早收场，留下未来半个世纪无数你死我活斗争的导火索。“到前线去”、“到后方去”，进退失据的作家们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于是老向的通俗唱本火了，高兰的朗诵诗火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火了。不能发动人民又不能揭露黑暗的作品不容于时代，林语堂发了几句牢骚被骂的狗血喷头，活跃于文协的列躬射写了本畅销情感小说被同人们的批评射成了刺猬。
虽然“跨越封锁线的”依旧是都市情感小说，但新一代作家对同性描写普遍不感兴趣。四十年代前半叶最受市民追捧的男作家徐訏中学时就读过“京报副刊上一篇燕京大学女生写的描写同性爱的小说”，这位乐于描写“人鬼恋”和“男方为爱牺牲事业”的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后来回忆：“我当时读了非常欣赏。但我实在不能想象，如果这是一个男人写的，是否也能给我一点美感？！”
这段叶圣陶读了或许很不爽的话，将同性小说的写作任务推给了同期的流行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几乎在女性圈中长大的张爱玲似乎将描写拉拉之恋的冲动抑制到了晚年，《小团圆》和《同学少年都不贱》是成功的作品，后来台湾文学的朱天心、白先勇也不能不说是受了张派的影响。但在当红时，张爱玲和“丈夫宁缺毋滥”的苏青还是将自己局限在这个熟悉的话题之外。有人认为《结婚十年》中令苏青魂牵梦绕的女子曾禾就是主人公的同性恋爱对象，但这种比叶圣陶写的更婉转的片段，只是苏青描写男女情爱时的蜻蜓点水而已。同时代的作家潘柳黛和梅娘倒是不吝于描写同性恋，但《退职夫人自传》的重点还是在走马灯般地描写一段段男女生活。这些将同性描写作为调剂的小说，算是为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同性描写画上一个不完美的休止符。
1921年，左起：沈泽民、郑振铎、茅盾（坐）、叶圣陶
简单梳理了历史，我们来看叶圣陶的与众不同。他几乎是唯一愿意从爱的角度解读拉拉故事的男作家。比他晚一代的郁达夫等人或受精神分析学说影响，或以写同爱达成释放天性的目的。郑伯奇更是将同爱视为封建压迫下产生的“变态”事物，赵景深也将同爱与SM、乱伦等同列，称为“中国新文艺的变态情欲”。他们的写作都有所寄托，但寄托的不是爱与人性，而是对沉默中国的反抗、对反叛思想的表达。前述那段评论女作家的话，倒是可以放在这里。这一批男作家写拉拉，是与古今中外的同性文学不同的，倒是可与郭沫若那嚎叫的天狗同看。
叶圣陶的目的恰恰相反。他是在描写人本质的爱，以呼唤人们释放天性。他自述：“爱，生趣，愉快，是世界的精灵，是世界所以能够维系的缘故。”在收录《被忘却的》的小说集《火灾》的书末，顾颉刚应叶圣陶请托写了一篇后记。他说“我们生存在这种冷酷的社会里，受着一切的逼迫，不由得把人的本性一天一天的消失了……各人把自己的心深深的掩埋着……我们的生命固然保存了，但生命的源泉——爱，生趣，愉快——是丧失了。”而叶圣陶写作的目的，正是“用了他们的爱，把全世界融成一个不可分解的实体。”从单纯的爱的角度写作，叶圣陶的小说显得毫无肉欲，而是充满淡淡的美好，令人莫辨作者性别。
与女作家们相比，叶圣陶则胜在语言。女作家沉樱曾自道，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女性毕竟很少，许多女作家被奉为女神，但成就不见得真的达到一流。至于叶圣陶，恐怕现代文学史上找不到能与他并论的小知识分子描写专家。《被忘却的》是他成熟后的作品，情节紧凑、语言生动自不用提。男作家的“缺点”也帮助了他。这篇小说没有女作家们常用的大段心理描写。这既与风格有关，也可以说是他身为男性，写不出大段的女性心理活动。但同代女作家风靡一时、作者们深感自得的自剖式心理描写，如今已经成为打断剧情、令读者生厌的鸡肋。
简单的说，叶圣陶的《被忘却的》是好作品，好在他写作目的单纯，好在他运用的技巧熟练，好在他不涉足自己不能把握的领域。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之后的作家再也无法从这样的角度创作同题材的故事。到三十年代中叶之后，同爱小说更于主流文学中消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但那已经是当代文学的范畴了，而如今这一主题又面临着八十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叶圣陶先生是直男，他的读者绝大多数也是直男。其他写作拉拉小说的男作家也都是直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写作和我们的欣赏。不论是呼唤真爱还是有所寄托，在法律的范围内文艺创作应当是无禁区的。人们也大可不必担心这会成为一种性向人群向另一种性向人群的洗脑，毕竟五四以来我们见到了那么多男女爱情题材小说和同爱小说，却从未听说过哪位同性者读了男女情感小说而变直，也未曾发现有直的读者被《被忘却的》掰弯。而且作家有创作的自由，读者也有不看的自由。至于为什么同爱者越来越多，恐怕只是因为之前他们被社会压抑了太久，损害了本性。而叶圣陶先生小说创作的宗旨，据他自述，正是“使得人的本性不受现实生活的损害。”如顾颉刚所言：
“这是我们读了圣陶小说以后应当激起的烦闷，应当要求解决的问题。”
今天这种烦闷犹在，但叶圣陶先生的小说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