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丨你真的了解民国女作家吗？

我曾经统计了100位新文学女作家（标准：在1919年到1949年间从事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作家，本不应分 “男作家”与“女作家”。这个结论也不新鲜。钱杏邨先生早在1930年就说过：

“我们固不能说女子不配谈文学，但也不能说女子特别富于文学的天才。文学乃是研究人类的内心生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男子与女子同样的在社会中生活，也同样各有其不同的内心生活。用文学的手段表现出来，一样的可以成为文学作品。女作家这个名词本来是不通的，因为作家就是作家，固无男女之分也。”

钱杏邨说这段话时，中国的女作家还“不过一二十人”。现在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新文学女作家的籍贯、学历等关键指标分布，都和整个新文学界的数据无异，单独统计了无意义。以籍贯而言，在笔者统计的100位女作家中，江苏籍有19人，浙江籍有15人，湖南籍、安徽籍、四川籍、福建籍的女作家都在5-10人之间。这个数据有何意义呢？事实是：上述几个省份的作家占到了整个新文学界的大半、江浙籍的作家占到整个现代文学的半壁，女作家的籍贯数据，只是这个结论的一个具体反映而已。如果我们去统计左翼作家的籍贯分布，或者某十年活跃作家的籍贯分布，也会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

关露主编《女声》杂志

对女作家的学历统计也是一样。100位女作家中，曾在大学学习（包括因故肄业的）有74位，其中4位女作家拥有博士学位（巴黎大学博士冯沅君，里昂大学博士张若名，克莱蒙大学博士陈学昭，巴黎大学博士罗玉君），7位女作家拥有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硕士陈衡哲，爱丁堡大学硕士袁昌英，韦尔斯利学院硕士谢冰心，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蔡葵、黄庆云、程育真，里昂大学硕士罗淑）。这又是一个无聊数据：新文学作家是同时代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拥有大学以上的教育经历，其中不少人还有留洋和研究生经历，女作家当然不例外。

还有一个常被人提到的无聊结论：民国女作家多数与男作家结合。新文学作家总数或许有五六百位吧，笔者这里统计的100位女作家多数都与男作家、学者结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男作家的角度统计，许多人的妻子也都是新文学作家。比如（此处以女方在前）：

徐志摩与陆小曼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作家的情感生活都比较复杂。婚前的情感生活是个人私事，没有对错之分；而在婚姻生活中不履行义务的，男作家比女作家多。上述标明“离异”的婚姻有8处，其中关露、王炳南涉及党的问题，不予讨论；其余7处，马彦祥、梁宗岱、孙毓棠、胡兰成都是出轨的一方，孔厥更是从革命作家堕落为涉性犯罪分子。在此背景下，女作家们毅然选择离婚，恰是对正确婚姻观的捍卫。

其实，像梁宗岱这样留学法国、长期从事新诗翻译与创作的知识分子，居然在出轨后妄想过三妻四妾的生活，并对坚持离婚的沉樱纠缠不休；像孔厥那样受党教育多年的革命作家，居然多年、屡次犯下涉性重罪；像某些论者，认为丁玲有多段婚姻就是“风流”，非要她在胡也频牺牲后“守节”；这些人的价值观才真是令人震惊。五四运动快一百周年了，清醒一点！

那么，女作家是否有必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群体单独讨论呢？窃以为，如果做些简单的数据分析，然后得出几个“江苏女作家最多”之类的无聊结论，当然不必要；但如果能找到女作家创作倾向上的共性，将之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侧面加以研究，仍然是有价值的。三十年代，钱杏邨、贺玉波等评论家曾经认为“女作家描绘的东西往往为男作家难以想到”，就是一种角度。

沉樱画传

在新文学希望达到的种种启蒙目标中，性别平权（或称“妇女解放”）可说是女作家们的共同追求。就对自由恋爱与“性”的描写而言，最开放的左翼作家内部尚有很多争议，但自“新女性派作家”横空出世，无论是站在革命阵营的丁玲，还是被意识形态论者划为资产阶级女性文学代表的沅君，还是十余年后在沦陷的上海从事“汉奸”创作的苏青，她们描写情与爱，都有一种直接、热烈的开放态度，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无关立场的女性共识。

与此同时，新文学男作家则存在严重的分化。左翼作家不必说；其余的，沪上流行作家以及有留洋经历的畅销作家，也能在“桃色”作品中传达积极的平权观念。为左翼不齿的刘呐鸥就是“鸳鸯蝴蝶派”中不物化女性、能描写都市男女正常恋爱生活的代表之一。另一位在抗战时期饱受左翼批判的留法博士徐訏思想更为先进，《鬼恋》《吉卜赛的诱惑》体现的平权观念甚至超过了同代的左翼作家。

但在与女性、左翼、上海、留洋四个词无关的作家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性别平权的人物。自诩“京派”的沈从文在《战国策》上的倾向就很明确。而作品中严重物化女性的卜乃夫和列躬射能够流行一时，说明新文学的读者中还存在一个隐秘的“落后”群体。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女作家在成家后很快“退回了厨房和客厅”，不再从事创作，而存在类似情况的男作家很少。如果这是作家的个人选择，那无可厚非；但如果其中存在着旧观念的束缚、大家庭的压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敬佩冯沅君：在民国知识分子夫妇男方普遍比女方强势的情况下，冯沅君一直能维持着比男方更高的地位，实属不易。冯沅君对于生育的观念也很值得今人注意。解放之初，山东省政府曾请兼任妇联主席、没有儿女的冯沅君收养孤儿，冯沅君的回答是：“我不想养，如果作为政治任务，我就养。”到最后，她也没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