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丨社会建筑有时通过羞辱人和贬低人来饲养自己的宏伟

人文主义与当今

有那样一些时期，它们认为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是要像砖头或砂浆那样被使用的，人应该被用来建筑东西，而不是相反——为人而建筑东西。社会建筑应该是以人的尺度来衡量的。但有时候它可能会与人作对，通过羞辱人和贬低人来饲养它自己的宏伟。

亚述囚犯像小雏鸡似的在一个庞大国王的脚下麇集，象征国家权力对人的敌视的战士用长矛刺杀被缚的侏儒，而埃及人和埃及建筑师则把人群当成取之不尽又容易获得的建筑材料。

尚有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建筑，其尺度和标准是人。它不是用人来建筑，而是为人而建筑。它的雄伟不是建立在个体的微不足道上，而是建立在满足个体需要的最高方便上。

每个人都感到来临的社会建筑那纪念碑式的高耸。这座大山还看不见，但已经在把它的阴影投向我们，而我们，这些变得不习惯社会生活之纪念碑外形的人，这些习惯于十九世纪政府和司法的平坦性的人，则恐惧而迷惑地在阴影里移动，不敢肯定这到底是来临的黑夜的翅膀，还是我们必须进入的自家城市的阴影。

简单的机械式巨大体积和赤裸裸的数量是敌视人的，而诱惑我们的并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哥特式建筑：重量和力量的自由发挥，一个被设想成一座复杂而密实的建筑森林的人类社会，在里面一切都是有效和个人的，每一个细节都回应整体概念。

对社会建筑的直觉，即是说，对以远远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雄伟纪念碑似的形式来结构生命的直觉，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社会的，而不是听命于心血来潮。

一旦拒绝社会结构，那么最简单、最必要和获普遍接受的结构将会坍塌：人的家园、人类的居所将会倾颓。

在受地震威胁的国家，人们造平房，而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平坦的倾向，那种对建筑的拒绝，主导了十九世纪的整个司法生活，而整个十九世纪都是在对某场地震、某场社会冲击的紧张期待中度过的。

但地震没有放过哪怕是平房。混乱的世界突然闯进来——闯入英国人的家，闯入德国人的性情；混乱在俄罗斯火炉里歌唱，撞击我们的挡板和火炉门。

我们怎样保护我们的人类居所，避免如此威吓性的震撼，我们怎样确保居所的墙壁不会被历史的地震掀倒？谁敢说人类居所，人的自由的屋子，不应该屹立在大地上，成为大地最精美的装饰，成为存在中最稳定的因素？

最近几代人的种种司法创建，已被证明无力捍卫它们被创建出来捍卫并为之斗争的东西，而只是徒劳地高谈阔论。

没有任何与人的权利有关的法律、任何财产原则和不可侵犯的原则可以继续保护人类居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维持屋子免遭灾难打击，为其提供任何保险和安全。

英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伪善地关注对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但他们忘记了很多世纪以前“家园”的概念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诞生时，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概念，是作为对欧洲第一场社会革命的天然正当性的证明，该革命要比法国大革命更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时代，也更酷似我们的时代。

来临的社会建筑的里程碑式的高耸，是以它这样一个要求为条件的，也即应根据普遍的家庭经济原则来组织世界经济，以满足人的更大需要，把人的家庭自由的规模扩大至全球范围，把他的个人炉床的火焰扇大至全球火焰的程度。

对于那些不明白这点的人来说，未来似乎寒冷而可怖，但是未来的内在温暖——效率、家庭经济和目的论的温暖——对当代人文主义者来说，其可触可摸就像当今白热的火炉的热度。

如果未来的社会建筑没有一个真正人文主义的正当性作基础，它就会把人砸个粉碎，如同过去的亚述和巴比伦。

人文主义的价值现在变得稀珍，仿佛停止流通并转入地下隐藏起来似的，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坏兆头。人文主义价值仅仅是撤退而已，把自己像金币那样隐藏起来，但它们像黄金储备一样，保障了当代欧洲各种理念的整个流通系统，转入地下反而能够更全面地控制这些理念。

向金币过渡，是未来的事情，而在文化领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以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金币取代那些临时理念——银行纸币。人文主义瑰丽的弗罗林将再次鸣响，不是对着考古学家的铁铲，而是当时机成熟，它们将会认出它们自己的日子，回响如普通硬币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时的叮当声。

19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