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上海馆 | 活动回顾】早期电影镜头中的江南记忆

主讲人：龚伟强

对谈人：陆少波，刘一霖

活动现场

由左至右：刘一霖、陆少波、龚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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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空间的概念，又是文化的概念。在座的大家每个人对江南也都有每个人的记忆，都有自己的感觉。在放映前，有几点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公认的电影是1895年诞生，因为那一天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的咖啡馆里面放映了电影。实际上电影在1895年以前，包括美国和法国都有一些技术的和艺术的探索，就是说在这一天前大家已经拍了很多片子。

有关中国的影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早的是1896年中国沿海城市的影像。上海音像资料馆现在最早的影像是1896年拍摄、1898年以后公开发行的。为什么会是上海、广州、香港这些沿海城市的影像最早出现？这和最早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有关。1896年的时候，美国爱迪生公司派出了很多摄制组去全世界拍，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电影的技术。他们首先是拍风光，派了摄制组到中国香港、广州、上海等等一些城市，所以就留下了这些影像。而江南就在长江的口上、沿海，所以在中国最早的影像记录区域之内；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地方都是有人文景观、有自己的特点的，所以外国人都是因为好奇，觉得跟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有纪念意义；另外，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很多重大事件都在江南这个区域里发生，所以电影记录的时候往往就把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变化的环境里的事件、人物都记录下来；而且还有一个，大家知道中国电影的发祥地，或者从放映、拍摄来说，至少70%、80%甚至90%以上是在上海。那么上海有那么多电影公司，他们拍故事片找外景就要找上海附近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江浙这一带。

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段影像是1925年的湖州三桥埠。最早要去莫干山玩，必须走水路。莫干山脚下有个叫三桥埠的小镇，现在还在，上莫干山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然后旅行者进入的时候就用自己带的摄影机录下了一段。当时的摄影机一卷胶卷是一分钟左右，所以这一段非常珍贵，也可能是莫干山最早的影像。前些年英国电影协会BFI把原先黑白的胶片染成了彩色。

第二段是1929年的一个旅行者拍的，这个旅行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现在搞不清，但我倾向于是外国旅行者。因为这一段片子的前面是拍1929年的马尼拉，他先从马尼拉出发，然后到中国的广州，再到海宁。这一段主要是拍潮水，也带到了海宁这个小镇。

这一段是江南比较代表性的一部片子，拍摄于1946年的太仓。摄影师孙明经是中国纪录片的先驱，也是中国教育电影的创始人。1946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援华联合会，是一个在抗战的时候支持援助中国的社会团体。1946年他们随着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以后，也准备从重庆迁到上海。他们要在上海附近找一个地方拍摄中国人的生活，因为觉得中国人非常勤劳勇敢但是生活还非常落后，所以要援助中国，就要拍一部宣传片在美国播放。这部片子原先的长度是13分钟多，我们今天放的是9分多钟，中间4分钟左右是用了美国的一个小镇做比对。当时美国的小镇已经是机械化，有汽车、电话，中国还比较落后。当时美国援华联合会邀请了孙明经从南京赶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到太仓。那个团队是非常庞大的，孙明经在里面担任摄影师。孙明经在1946年办了一份杂志叫《电影与播音》，把拍摄的经过写成了文章，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摄影师是他。

这部片子相对比较长，在常熟拍。这部片子在三年前我都是不知道的，因为电影制作人现在翁万戈已经103岁了。他是1918年出生在上海，童年、少年时代都在天津长大，然后他1936年考上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抗战爆发以后，交大内迁，他就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普渡大学跟上海交大是学分通用的，所以他去了两年以后，1946年拿到了工程技术的硕士学位。但是他不情愿做那些敲敲打打的活，还是喜欢艺术。这位老人今年7月28日在美国度过了他102岁的生日。他是清末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后人，继承了翁同龢家族的所有的财产。但是他喜欢艺术，会画画，又去好莱坞学了电影。抗战的时候又在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帮助他们翻译美国电影；还为系列片《为何而战》中的《中国为何而战》写解说词。他也拍了很多风光的、人文的、历史的影片。这些片子现在都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还有一些大学也零零碎碎地保存了一些拷贝。他现在留下了900多部拷贝，能看到片目的大概三十几部。但是国内的电影圈也不知道有这么个人，老百姓也没看过这些片子，去年开始我们在全国巡展，就把他的片子和事迹带给学术界和市民。

翁万戈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训练，画得很好。刚才大家看到的都是风光片，这部片子就是讲中国山水画，实际上它讲了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中国的山水画就是画人与山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做设计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也非常有意思。

谢谢龚老师把这些珍贵的影像带到这里来，看过片子我首先想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我很好奇这些片子是用什么样的设备来拍摄？

基本上他都用16毫米的彩色胶片。目前为止我们看的翁万戈三十几部电影基本上都是彩色的，没看到黑白的。你们再看拍南京、杭州的片子开头也是用的古代的画，南京那个是他手绘的。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就画漫画投稿。他画中国画、写书法是很自然的受到家庭教育，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他又去学油画，也勤工俭学去帮人画插画，交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

这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在建国之前留下的影像。这种行为其实非常接近咱们现在拍的Vlog，在游历的过程中随手记录下一些影像片段，抒发一下情感。

是这样的。比如说翁万戈1948年拍常熟的那部片子，他就是花了一天时间端着摄影机就拍下来了。他在一个采访里说摄影机用的不是蓄电池，是手摇的。常熟是他的老家，这部片子的解说词都是他自己写的。从画面来说，每一幅都像风光照片，构图很精致。

刚好龚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沙溪我比较熟悉。很直观的感觉是影片有非常强烈的宣传性。您提到对美国乡村的介绍那段剪辑掉了，我们就很好奇他对于美国乡村的拍摄跟在沙溪的拍摄，镜头表达的意图有什么差别，可以再介绍一下吗？

实际上这部片子是两部分，美国的部分不是他拍的。孙明经是拍中国的部分，还有一个中国很重要的摄影师王小亭也去了沙溪。所以两边是不同的人拍的然后剪在一起，本身是宣传片，两个目的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因为陆老师是常熟人，可以让他讲讲这个影片里面有些他可能还会认出来好多常说的景点或者有些变化，有些是变化。

第一次看纪录片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震撼，因为我们自己做过一些常熟的相关的研究，自己的项目和工作当中都会涉及到这方面，已经做了10来年的时间，最开始是做常熟的乡村住宅研究（点击这里了解详情🔗）。这些影像资料跟我们原来找的文字文献资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影像给人的感受是非常直接的，能够让人对空间有很直观的印象。

40年代到现在的变化非常多，甚至10年前到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很多城乡面貌的变化，村子里那些非常有名的老建筑，甚至一些著名的景观甚至都可能不在了。我们10年前调查的一些村子都已经不在了。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变化非常迅速，我也注意到电影当中翁万戈讲“现在就是过去，过去就是当下”。如果说经历了这些中国的这种变迁，就会发现我们对于过去的很多记忆是非常稀薄、微弱的，只有自己主动去意识这些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其中一些比较有趣的事物。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的话，虽然过去物质上的东西大多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又会发现中国文化经常会讲的一些山水的概念，现在仍旧经常会被人提到，那物质和理念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电影从业人员，我们更主要的是从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的角度去切入的，对我们来讲，反思的内容就是如何去介入到这种变化非常迅速的现实当中。原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个瑞士建筑师来讲他在瑞士山村做的一些乡村建筑，他放的100年前的乡村照片跟他八、九十年代做改造的时，那种乡村的景观和住宅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种非常静态的城乡景观在中国好像很少能见到，特别是江南地区因为经济各方面的原因，它的翻新速率是非常快的。从这些现象当中能发现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做这些工作最初的切入点。

我有同感，但不同的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是在一种逆向的经历中获得这种感受的：读大学之前我并不了解江南的风土，第一次来到常熟登上虞山时，我很难理解它的盛名，因为它的主峰高度只有263米，我经过沿途的城市景观再看场地中的这座山时觉得它太小了，甚至不像一座山。然而，去年我在常熟郊区登上铜官山，论高度它比虞山更矮一些，但由于四周田野开阔、空气洁净，我竟然能够隔着20公里远眺到虞山。在淡青色远景中，静卧在天地间，那个瞬间非常触动我，仿佛感受到古时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人们登高的感受。

江南的精神性并不天然地属于自然山水，而是寓于与自然有关的集体记忆之中。刚刚常熟短片结尾以及沙溪短片的镜头也让我有同样的感受：山很高、树很大。希望精神性能够不被近几十年摧枯拉朽式的城乡变化稀释殆尽，这是我们组建风土研究室的初衷，之前做的田野调查，还有江南农村民居的调研，确实也是这样一个感受。 

是的，我出生在上海，但是我的祖籍是太仓浏河，就是郑和下西洋起锚的那个古镇。但是我们那个古镇因为两次抗战都给炸得差不多了，现在的浏河古镇是假的。但是沙溪那个古镇还保存得蛮好。我的感觉是真正的农村的变化是在近40年，我们小时候去老家农村看的时候，跟影片里是没什么变化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太快了，把一些历史的东西就一下子就化掉了。这张图是沙溪片子里面的，刘老师说，海报就选这张图，可以看到人、树、自然和建筑的关系，选得很棒。实际上我小时候看到的农村的房子还是这样，最多两层楼。但现在就不一样，玻璃房、高楼大厦都出来了，那些传统的民居都被淹没了，所以刚才刘老师说现在站在虞山上看下面，也就是那些高楼大厦。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国家或者地区的开发模式造成的一种现实。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建筑师参与到工作当中，对于这种模式是很难去做改变的。比如说常熟，虽然它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它原来的山水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传统的城乡密度是比较低的，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种自发的组织规划，但它是由原来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形成的，是有明确的秩序的。传统城市和乡村的丰富性更多是多种要素的同时在场，地貌、习俗、社会秩序、材料、集体与个人化的事物共存着。而在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当中，景观基本上都让位于城市大资本的建设项目——不光是建筑模式的改变，如随处可见的高层居住区，还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高架道路也随处可见。常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就这样一个很小的城市也绕着虞山有一个30公里左右的环城高架。这些模式是在这种经济模式下造成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面有很多不同的维度，一种当下开发的自上而下的维度；还有一些维度，比如说乡村原来那些民居的层次就会更多一些。刚刚龚老师说这40年来的变化非常大，如果我们去仔细观察这40年的变化：1980年代的一些民居也并不一定是完全保留老的民居，但换了一种建造的方式，里面做出来的一些格局跟老的民居还是有延续和相似之处的；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不一样了，变成了新村的规划；再之后，就变成我们最近比较体会比较多的一些农村的迁村并点和“上楼运动”，所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不经意间体验到的城市和乡村的递进，都有它背后的发生缘由。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讲，我们会去了解它其中的发生机制和原因，但是我觉得是需要通过像影像这种形式有一个非常直观的让大家了解的途径，这也是我们自己做风土研究室的初衷。

在建筑设计的讨论中，经常会有引用各种国外实新理论的研究，可是有了那么多的研究，城乡的建设却越来越糟。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研究与现实的脱节，而影像的记录是能把设计的研究重新拉入现实的途径之一。我想，在各种空泛的讨论前，先去记录现实中城乡空间的状态。首先是直观的记录，这些记录当中能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

图片（除特殊标注外）由主讲人提供

文字经主讲人及对谈人审校

··关于嘉宾··

上海音像资料馆高级编研，原上海电视台文艺导演。主要从事中国珍贵历史影像的收藏与研究，并受聘于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陆少波曾在中国美术学院、同济大学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求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博士生，同时他为中国美术学院和东南大学的客座教师。

刘一霖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曾赴德国斯图加特国立艺术学院交流学习，长期从事建筑文化及品牌策划工作，先后工作于《AC建筑创作》、goa大象设计。

陆少波和刘一霖为展览“空间规训”参展人，风土研究室创始人

风土研究室：面向风土，扎根地方，以多元文化中蕴含的人文共识联系当代生活，长期关注不同文化和地理环境下的风土特征，以田野研究的方式进行观察，开展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和设计实践。在近十年时间里，风土研究室陆续完成了浙江、江苏、贵州、福建等地的风土研究，以田野调查的方式，持续观察南方乡村居住空间与风土特征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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