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米歇尔·塞尔6月1日去世：思想就是发明

本文根据Juan Insua采访米歇尔·塞尔整理

译者：王立秋

我一开始学的是数学和物理学，也即，精密科学，当时我准备去科学学院上大学。我得说，我这代人是以战争的结束、和广岛以及各种与原子弹相关的事件为标志的。所以，在意识到这些难题的情况下，我放弃了科学学位，并决定攻读人文学科学位。我入了文学研究的门。换言之，我本人就跨越了这个“西北航道”，我熟悉这个问题，所以，我决定研究它。可耻的是，我这一代哲学家对科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根本不能看清当代世界。看清当代世界……我的意思是……理解到，当代，首先与一场通信革命相关：我写了《赫耳墨斯》。许多书以通信之神“赫耳墨斯”为题。

接着，我写了关于生态学的《自然契约》(The Natural Contract)，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尽可能明晰地预计可能发生什么。而这些旧书表明，事实和我说的一样。事实上，我的一生都是围着这个二元文化转的。它是唯一一种允许我们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允许我们试着去预计未来的文化。

“我在探索精密科学和人文学科（……）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路。它不像知识的分类暗示的那样好走：我认为它和西北航道一样难走。”

——米歇尔·塞尔《西北航道》

《西北航道》是我一篇论文的题目，在这篇论文中，我把人文学科和精密科学关联了起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满世界地研究，并注意到，各种大学——从一开始——就把人文学科和精密科学分开了。这样的教育方法带来的结果是，文化人对科学无知，科学人则没有文化。这在政治领袖、公务员、政客等那里特别明显。他们研究的是人文学科，但精密科学才是今天世界中所有挑战的原因所在。结果，为精密科学所塑造的社会与在人文学科中受教育的政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没有穿越西北航道。这是当代世界的大难题之一。很可能，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今天折磨我们的那些难题和危机。

“一个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变化在限定者和被限定者、精英和臣民之间提倡对称的循环——一种特定的相互性。”

——米歇尔·塞尔《拇指一代》

这是一个惊人的时代，因为知识演化的主要引擎之一，就是新的技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写了《拇指一代》这本书。这个拇指一代显然改变了人的关系和职业的关系，它甚至改变了科学。但人文学科到现在都还没有吸收它，它们不理解它。再一次地，那两个群体——一个在人文学科中受训练，另一个则在精密科学中受训练——是完全分开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分裂正变得危险。这就是差别。今天……一方面，政治的陈腐，和另一方面，社会的演化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这个差距为基础的。

“考虑到这些变化，无疑，在依然决定着我们的行为程式的陈腐框架外，发明不可想象的创新是必要的。”

——米歇尔·塞尔《拇指一代》

的确，拇指一代，或者说新技术的到来，已经扰乱了人们的习惯，并显然令习惯于书、习惯于写作的那一群人或那一代人感到不安了，他们发现难以适应新技术提供的发展。但这跟你是年轻人还是老人没半毛钱关系。只有美国佬会认为，这是一个代际问题，是一场代际斗争。但许多更老的人已经适应了互联网，而许多年轻人反而不适应。这更多是一场文化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好是坏呢？这是很难说的，因为一般说来，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的。但我可以说的是，新技术为人提供了大量获取信息、从事其他职业、使用其他媒介的集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手机在手，我们就可以控制许多东西了。我们可以获得……显然，悲观主义者会说：“是信息！”他们是对的。信息不是智慧。信息不是知识，所以，我们总是需要某种教师，来解释信息，并把它变成知识。这就影响到了教育问题。

“我可以从我的地方或其他任何地方对你说话，你也可以从家里或其他任何地方听我说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米歇尔·塞尔《拇指一代》

但最终，这将影响到所有职业，并改变它们，这肯定也会改变政治之分。显然，问题在于教学，在于师-生关系。而通常，师生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教师对学生享有权力。新技术会重新平衡这个关系。所以，当我在班上，当我走进教室……过去，学生没法预知我会告诉他们什么。但现在，我的学生可以在网上找到课程大纲。有时，我听他们说：“哦他是对的，我查过。”教的人和被教的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平衡。这种权力的丧失不是坏事。教师是知识的传递者，而非掌权者。首先，权力不是知识。其次，我认为教师一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就像我说过的那样，网络给我们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识。比如说，我们中的两个、三个、四个人……肯定想知道所有关于原子的科学。我们都有相关的信息，但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需要有人来解释这些信息，我们总是需要某人来引导我们从信息走向知识。

“我们变成了全球行动者。而反过来，地球会回应我们的行动吗？是斗争、对话、还是同意呢？在死斗的威胁下，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契约。”

——米歇尔·塞尔《自然契约》

首先，气候变化的难题与新技术关系不大。拇指一代无需对气候变化负责。这个难题有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一个经济问题：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带给了我们今天的文明，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熟悉的舒适，但这一切，是以对星球的毁灭性的破坏为代价的。我们需要把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转变为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一场不以像热力学、能源科学、和核科学那样的精密科学，而以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为基础的新革命。生命与地球科学已经提出了关于我们面临的危险的警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呢？我觉得悲观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悲观主义引起的兴趣，帮助写手们卖出去很多很多的书。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喜欢批判。至于乐观主义，我会称之为“战斗的乐观主义”。我认为朝这样一个目标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建设一个这样的星球，在这里，未来世代的人至少可以活得和我们一样好，也许，甚至比我们更好。所以，我们必须为之努力。

同时，拇指一代人也和我这代人不一样，很多事情都变了……今天的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是很清晰的，他们中肯地意识到所有这些难题，并对之保持警惕。他们比我们这代人、或我们父母那代人更警觉得多。所以，对我来说，支持乐观主义的理由有两个。首先，努力——我们必须着手努力。我们必须努力奋斗。其次，我真的相信，新的这代，被我称作“拇指一代”的人，在环境问题上是非常明智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比我们这代人更敏感得多。

已出版的米歇尔·塞尔中文著作有：

《拇指一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万物本原》（三联书店，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生地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