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帆 | 评威尔逊：《导读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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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人 | 宋一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阿多诺坚持自己的思想无法被复述，由此为众多“阿多诺之后”的解读者带来了不可回避的负疚，那么对解读者本身的哲学阐释就显得更加无法忍受，而这竟反讽地成为了本文的旨归。但正如罗斯·威尔逊（Ross Wilson）在《西奥多·阿多诺》这本批判性导读中所提请读者注意的，阿多诺实际在表达着“哲学被书写的方式与它的真理和非真理是密不可分的。”写作被赋予了特定的形式，无论是断片或格言，皆在追求一种无涉立场（特别是当权力关系已经渗透入语言时）的哲学表达。后来者的使命就不当是对诸多“阿多诺文献”进行简单地历史编纂，而是如何“合法地”将其诸多“关键思想”（key ideas）从大量文本的细节中生长出来。应当说，威尔逊的这本小书通过勇敢地将自身卷入到种种阿多诺的阐释传统，致力于还原其所关注的特殊问题，向读者证明了阅读阿多诺于当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阿多诺本身的解读传统来看，以第二、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反思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早在1969年便明确指出，阿多诺“犹豫着是否将和解的理念缓和为自治和责任……那将不再提出自然睁开它的眼睛的要求，即和解条件下，我们与动物、植物、岩石对话的要求。”（Habermas,1969）以此入径，阿多诺无疑是悲观的，甚至带有浪漫主义式的自然迷恋，非但不能给出关于理性任何肯定的论断，相反主体间全部的社会交往都必须放在“自然”框架内加以考察。此条解释入路被霍耐特明确地指正为“社会统治的诸种形式……统治自然的支配活动在社会内部的衍生物。”（Honneth,1986）这样的历史哲学将社会内部的组织形式直接从对自然的模仿中来，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断裂为工具性的支配关系，将其平移入社会维度只能留下一副文明崩溃的画面，无论如何将导致“社会性的缺失”。故而，在哈贝马斯-霍耐特的径路中为了重塑社会理论，就尽可能弱化自然和历史的关联，将理论范式在主体间交往的领域加以重塑。

但这其中究竟存在误判是当今研究阿多诺不可绕过的话题，而劳特里奇（Routledge）的这部《阿多诺》导读十分有力且充分地论述了晚近以来英语学界对此般解释方法的持续批判。促成作者思想的重要贡献者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在其出版于1998年的《阿多诺：一个批判性导论》（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特别地指出哈贝马斯可能错失了阿多诺之独特价值，在寻找交往理性的潜能时无法充分把握文明进程何以牺牲了主体的“内在自然”。反过来，这个自然也决不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人不是纯粹文化的动物。那么统治他人的同时也就是统治自然。而非反过来到自然中寻找模型。”（p.35）支配自然是整个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而未能正确组织起来的社会也永远只是自然。贾维斯的辩护得到J.M.伯恩斯坦（J.M.Bernstein）的回应，也即不能将阿多诺的“形而上学”、社会理论、美学、伦理学孤立地看待。由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论传统的桎梏可能会将其大量的伦理学资源仅仅看作某种绝望的思想缺陷，也就不可能在阿多诺的思想脉络上重新发现道德生活。

由此，《阿多诺》一书的写作结构清晰呈现。前两章是对一种奠基性论题“启蒙辩证法”的阐明，而第三章“美学”则是辩证法的理论展开。“神话已是启蒙，启蒙又倒退回神话”意味着人类理性要求对整个未知的世界祛魅，将自身从神话中解放出来，其方式是通过将自然扁平化为彻底可以掌控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物质”。然而此般理性却无法兑现自身关于自由、自律的承诺，既然理性的工具化运用意味着它本身是中立的，能够服务于任何目的，故而成为一切权力（power）的公开表达。非理性的权力必须为自身寻找合法性的根据，因而需要将理性仅仅看作对事实的分离、加工与承认的一种功能，成为既定秩序的维护者。由此，启蒙重新沉入到自然必然性的掌控，而又一次成为神话。

威尔逊的结构布局其实致力于澄清，文化工业绝非是某种孤立的针对北美社会的经验研究，它服膺于整个启蒙的进程，并必然地被把握为理性与权力的关系。(1)在生产的环节，大量的产品按照统一的模式诞生，但同时又不断地人为制造出差异，使得消费者所谓的“个性”成为被总体社会严格理性组织的一部分。(2)同时，就主体一方来说，反应已然被程序化，理性下降为纯粹自然性的逻辑功能，无力展开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一切的休闲无非是劳动的延伸，表面上的区别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修复完善整个体系。由此后来者质疑阿多诺预设了“愚蠢的消费者”的前提得到作者的有力回击，“文化工业”章说明一个理性社会完全能够服务于非理性的目的，所谓“愚蠢”从属于整个崩溃了的启蒙逻辑。

故而不难理解为何陷入常见的“悲观主义”评论，如奈格里和哈特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批评《启蒙辩证法》根本走不出辩证法。但威尔森极为犀利地论证了，尽管启蒙面对自我毁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未偏离启蒙理性的传统。“为了乌托邦的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乌托邦的敌人”（Negative Dialectics pp.32）同样，为了成就启蒙，阿多诺必须将自身设定为启蒙之敌。其实在文本中阿多诺已经借助黑格尔“有规定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重新唤起理性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对上帝的禁名中，我们看到理性必须接受自身的限度。任何人都不可能言说那个终极的实在，堕落的语言总是对事物进行抽象和扁平化，并其宣称为认识的绝对。威尔逊在“辩证法与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一节中指出，这就意味着要将真理认作是历史性的（see truth as historical），而非某种凝结了的永恒。哲学在呼吁可能性的经验，将这个第二自然的世界重新阐释为历史形成的产物，从而敞开新经验的可能性。在此般辩证法的运用上，我们才能理解“美学”对于阿多诺意味着什么，又在何种意义上“美学救赎”的评价有失偏颇。“艺术是社会的社会性反题”（AT：8）它本质上是由它和它所不是之物的关系中被定义，也即把现实排除在外绝对无法理解美学，由此形成一种“唯物-辩证美学”(Materialistic-dialectical aesthetics)，严肃地呈现出世界的另一种更可能。

在结束上述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后，威尔逊在随后的章节中选择直面“思想”本身，也即回答阿多诺的核心问题——在这个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里，思想如何可能。关于这种真理与形式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他所高度赞赏的《德意志悲悼剧的起源》。本雅明在“认识论批判序言”中区分历史的实在内容（historische Sachgehalte）与历史的真理内容（philosophische Wahrheitegehalte）。前者是属于认识的对象，强调对史实的重新编排、考证与阐释，根本上是主体带有意向的外在强加行为。但后者根本不是理智认识的产物，它表现为意图的死亡，只能通过文学批判，抹去现象界的重重遮盖最终将其呈现出来。因而批判才是在自我毁灭之际能够与社会拉开距离的哲学方法。对此，阿多诺要采用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的方法，不是傲慢地运用概念来占有知识，形成一套套关于哲学的教条，而是解释客体，使其中不同要素间如同星丛般的关系得以呈现出来。最为典型的即是凝固在整个西方传统中的“主客体关系”，思考绝对无法穷尽客体，辩证法要求保留客体的丰富性，使得主客之间能够相互中介。因而思考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意识或知性，它同时也是包含了客体的感觉，由此威尔逊极为深刻地总结道“哲学的表达——或，不如说，感性（aesthetic）的方面是阿多诺看待哲学本身的观念核心。”

思想需要自然冲动的支持，也即它需要获得一个“身体”（body），一个在社会中的“道成肉身”（笔者以为这是全书最为出彩之处）。它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解决，而是直接关涉着新的伦理学。至此作者达到了论述的高潮，他尝试给出阿多诺独到的一种“生命辩证法”，并敏锐地把捉到了其中“道德之难”。在现代性的话语中，生命既作为意识哲学的反面被不断凸显出来，另一方面又必然地受制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这种悖论性构成理解阿多诺的关键。康德的绝对律令是形式主义的典型，他排斥了同情、怜悯等全部的自然性冲动，使得那个实践理性本质上是在以第一批判意义上的先验理性运作，将客观的普遍必然性强加在具体的生命活动上（阿伦特所揭示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又莫不是这种灾难），道德冷漠才引向了奥斯维辛的灾难。然而阿多诺也坚决反对“生命哲学”以降对生命英雄式的肯定，无论是狄尔泰、柏格森抑或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都应当熟悉尼采所激赞的“生命力”如何为极权服务。在当下从来不缺少“生命”，在文化工业的色情电影中，在法西斯主义对欲望强力的迷恋中，却始终只有跪着的“身体”。阿多诺更大层面上是在否定教条的抽象道德，使之能够回到每一次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正如同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所警示的，“错误的生活不可能被正确地度过(Es gibt kein richtiges Leben im Falschen)”。

总的来说，《阿多诺》一书有力地回应了大量围绕在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身上的种种误读，如美学救赎、悲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并成功地将伦理学的维度从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中生发出来，并且以简短精当的语言勾勒出其思想之轮廓，敞开了文本自身高度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最后不妨回到中译本本身，译者展现出了莫大的诚意，但其中的个别词句或可再作弥补，以增添一种概念的敏锐，举例如下（但不限于此）：

[1] “启蒙和力量（power）是深刻地互相牵连”（中译本，第27页），当译作“权力”（power）因为就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资源来说，必须凸显出韦伯的重要地位，而且经由社会组织表达的力量；

[2] 引用的本雅明译文“哲学应当被思考为知识的再现，而不是获得知识的导引。”（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uth and not as a guid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pp.65,中译本79），哲学当被理解为对真理的呈现；在下面若干行，“甚至在一种超验的意义上”（even if in a transcendental sense）的确关于“transcendental”的译法在大陆与港台间存在争议，但目前国内通行的是将其译作“先验的”，在康德那里表示逻辑在先，可能性的条件，而超验则意味着在世界之外，人类理性所无法触及的部分。就文意分析，本雅明意在表明知识在哲学思维之前已被事实所给定。

[3] “思想中的冲动”一章开篇“阿多诺偏爱从根源上作判断，这是他对公认的哲学有效性标准进行总体性批判的一部分。”（Adorno’s preference for justification over foundation is part of his overall criticism of the accepted criteria of philosophical validity.pp.67,中译本81页）将overall criticism译作“总体性批判”是概念的过度，却又存在相当大的问题。因为“总体性”（totality）这一套关于解放的叙事，经由马克思、卢卡奇几个环节，在阿多诺这里被明确地拒绝，并将其视作同质化的统治。

[4] “诉诸于主体间的理性是无法学到阿多诺思想中的核心精神的，这种诉求并没有充分把握在主体自身中的人性的牺牲。”（sacrifice of human nature，中译本132页）在本书中译者将全部的“human nature”都译作人性，却错失了汉语表达与英语表达的差异，给人以某种本质主义的感觉。因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一附录中着重论述了工具理性如何对“人的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进行支配，该“内在自然”关涉生命、欲望，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失去了内在自然守护的人类反而把原本要成就的东西毁灭了，因而在文本中给出一个判断曰“内向牺牲”。（introversion of sacrifice）

参考文献：

[1] 威尔逊.导读阿多诺[M].路程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2] Wilson R. Theodor Adorno[M]. Routledge,2007.

[3] 霍耐特.权力的批判一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M].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 Jarvis S. 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Psychology Press, 1998.

[5] Habermas J. Theodor Adorno: “The Primal History of Subjectivity-Self-Affirmation Gone Wild”,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M]trans. Frederick G.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83: 99-109.

[6] Horkheimer M, Adorno T W.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M]trans. Edmund Jephcot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编辑 | 黄远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