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坊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华学院合办
4月27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东部欧亚史工作坊第一次集结,主题为“欧亚视域与古代中国—‘中华’‘边地’与‘域外’的交错史”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日本中央大学的十余位学者共聚一堂,以“欧亚视域与古代中国”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社科文献出版社 杨群总编辑致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先生致开幕辞中,他强调这次会议旨在与学者进行交流,这是国内出版社举办的第一次纯粹的学术工作坊。杨群先生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参与会议,并希望以此为契机逐步推动社科文献出版社由出版者进一步深入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构建更好的学术平台,从而推动学术研究深入。作为主持人的会议召集人之一郑庆寰先生介绍了学术工作坊发起的缘起,并指出学术工作坊是为了给中青年学者提供交流平台而建立,会议的另一位召集人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老师也说道,学术工作坊的提议是在聊天中形成思路的,本次会议的主题聚焦于“东部欧亚”也是在探索基于全球史和中国史之间的新视角。
钟焓副教授首先对自己的新著《重释内亚史》进行补充修正,他指出不应认为“内亚”是一个流行于较晚时期的学术用语。他将《重释内亚史》一书总结为“始于伯希和,终于张承志”,钟焓先生创新性地强调伯希和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功是由于其全面吸收了中国乾嘉学派史学的优长,而非由于其语言天赋,伯希和学问最大特点是充分汲取乾嘉学派博览史籍,慎下断语的考证学风。之后他又表达了对张承志的高度评价,这主要是因为张氏拥有丰富的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以获取一手资料的能力,以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访学日本时对该国内亚史研究现状的批判性反思立场。
范恩实先生从辽代以前历史发展线索入手,考察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蒙古草原与东北地区族群关系史的长时段特征,并指出四个关键性的地理环境因素影响蒙古草原与东北地区族群互动发展关系历程,即多元文化汇聚的辽西区、从辽西草原经辽东深入东北腹地的交通路、嫩江下游以南的十字路口以及一体多面的大兴安岭周邻地区。范恩实认为,辽西区在历史上受到东胡、匈奴、汉书二期文化人群、鲜卑、契丹等多种文化影响,但从各个方向来看更多地向蒙古草原开放,所以,蒙古族群往往在此处占据优势,东北地区受到辽泽、医巫闾山影响自身农业经济模式难以施展,加之强大的游牧民族的阻拦,故而高句丽势力向辽西的发展从未成功;慕容鲜卑等游牧民族难以统治东北地区原因是松花江、鸭绿江谷地气候潮湿难以发展畜牧经济,以及距离慕容鲜卑根据地太远且中间被多道山川河流所隔;嫩江下游以南地区在地理环境上更接近蒙古草原,所以西部南部草原势力占主导地位,东北族群虽然通过这里联通中原,但由于水网、河谷的屏障而较少深入这一地区;大兴安岭周邻地区尤其是两侧地区,在种族、文化上高度一致,但在进一步发展上明显分途,甚至表现出农业化与游牧化的截然不同,是受到这一地区原始人群普遍操渔猎、采集经济的影响,这种生产模式与大兴安岭的山林与两侧河流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的。
魏志江教授首先分析了辽帝国与内亚诸国的关系,其中包括辽与高昌回鹘的关系、辽与于阗的关系、辽与喀喇汗国和伽色尼王朝的关系、西辽与内亚诸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分析辽帝国在内亚的制度规范与社会性文化的构建的方式:首先,辽帝国在内亚构建起以宗藩关系为主的多元复合型制度规范,确立了辽与内亚诸国的权力义务关系,其次,辽帝国将“因俗而治”的内政制度有效地运用于内亚大陆,并实现了契丹治下的和平,最后,辽帝国兼容内亚地区各民族多元和相互融合的文化政策是辽维持内亚国际秩序的文明基础。魏志江教授认为,辽帝国帝国时代东部欧亚大陆存在着平等睦邻关系(辽宋关系为代表)与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东亚以及内陆亚洲存在的以宗藩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复合型的国际秩序,并尤其指出这与费正清先生所提出的“朝贡体系”具有较大差异性,契丹的内亚国际秩序中始终不见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中心的宗藩朝贡关系的踪影,而且辽也并不排斥与其他小国建立平等关系。
形成的中亚认知体系,并认为中国在域外认知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及传统,至近代,西方殖民者形成的“西方”高于“东方”的东方认知、近代中国自身的政治和思想转型以及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的中亚认知产生了激变,1991年底中亚五国的独立形成了新的“中亚问题”,这一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我们对中亚认知层面的连续性断裂。袁剑副教授最后指出,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新“中亚”的新可能。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立君先生认为,既往对隋唐帝国东亚战争的研究在理论、范式和具体见解上都亟待超越。在理论方面,中古中亚史理论框架经过日本早期实证研究、欧美解释性史学推动加之中韩学者的重视取得了重要进步,其中最著名的是朝贡与册封关系的理论,以及“东亚文化圈论”、天下秩序概念等,中国学术界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诸多不同意见;中国学界东北史研究主要遵奉谭其骧、费孝通等学者的中国疆域理论和民族理论。在理论方面,冯立君先生指出应该关注韩国、俄罗斯的相关研究,尤其应该在高句丽研究方面打开视野,遵守学术规范,深化实证研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在东亚关系史的范式分析方面,冯立君先生指出中古东亚国际关系史领域存在三种研究范式,即东亚世界史,唐、新罗、日本文化比较,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并进一步认为应当有新的范式进展,提出“东部欧亚政治关系研究范式”这一新范式的可能。最后,对国际史学界的隋唐东亚战争研究分为三类,即注重战争本身的具体战役、攻防、行军的军事史、战争史研究,注重战争起因、背景的关系史研究,关于高句丽对外关系的研究,并对辽东之役相关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进一步提出需要新的研究范式,打破民族与疆域史界限、东亚史与内亚史区隔,着眼于古代东部欧亚世界史。
总结
会议最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李鸿宾教授对每一篇论文进行点评并对整个会议作出总结,并期待未来能够出现越来越多的欧亚视域与古代中国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