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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29期：我思新书《文学社会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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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取不同文学批评流派的长处，修正传统社会学批评的不足
- 以文本社会学批评，整合三大文学批评理论——社会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
- 以20世纪经典作品展开批评实践——加缪《局外人》×罗伯-格里耶《窥视者》×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
- 附录详细参考书目及内容简介，实用性与可读性兼具的高校文学专业参考教材
如果仅限于在社会语言环境的背景里表现《局外人》的问题，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仍将是抽象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碰到这个问题：这部小说是由两篇互相补充的叙事组成的，每一篇都以一种紧密的叙述因果关系为标志，加缪为什么要写这部特殊的小说？对这个问题的任何社会学的答案都必然会是不全面的，因为心理的（个人的）问题和与之相适应的个人习惯语，总是要介入一篇文本的结构中去。（关于这个问题参阅下一章，我将在论及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考察精神分析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综合。）然而只要能识别小说在互文层次上所吸收和批判的社会方言，答案就会更加具体。社会方言是把小说及其结构和社会语言环境联系起来的纽带。《局外人》所涉及的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社会方言，它在代理检察长的话语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用“话语”这样的时髦概念来代替“意识形态”这样的传统概念没有什么用处。这里的问题不是满足于一种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应该在不放弃文学作品文本表现意识形态这个著名观念的情况下，在作为语义结构和叙述结构的推论方面来考虑意识形态。它最终能以这种形式和文学文本的结构联系起来，所以应该把代理检察长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看成一种由特定的社会方言产生出来的话语。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这个根本的问题：基督教人道主义的话语通过双重性和无差异性对代码的解体作出反应，同时在建制的层次上强加某些传统的对立和差异，并否定语言和文化里出现的双重性和矛盾。官方文化的代表们（像《局外人》里出现的那些人一样）拒绝承认价值的危机、语义的危机。在这方面，他们类似于在《没有个性的人》里被批判和被滑稽地模仿的意识形态专家。在这种情况下，《局外人》可以看成对基督教人道主义话语以及使它获得价值的二分法的批判。检察长的，总的来说是法庭的话语，是由例如善/恶、无辜/有罪、爱/憎之类的二分法构成的，它在对墨尔索的指控里显然是一种善恶二元论的叙事。在这种话语里，施动者和行动者（主体和反主体、发送者和反发送者、辅助者和反对者等）都是以单义的方式确定的。偶然性被消除了，代之以责任的概念：英雄要对善负责，反英雄则要对恶负责。在这样一种叙事的范围内，墨尔索被确定和表现为一个要对犯罪的叙述程序（格雷玛斯语）负责的反主体而受到法庭的判决。墨尔索对于一切文化和语义价值的无差异性，使他无法作为负责的主体来行动和依靠一个发送者（一种社会权威），而这一事实被意识形态的话语取消了。他之所以被判决，是由于他在埋葬母亲时没有表现出正常的（子女的）感情，以及官方认为他应对一桩精心策划和行动周密的谋杀案负责：他会在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杀掉一个阿拉伯人。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叙事，没有被叙述者（墨尔索）和他的朋友们接受。然而这是官方的叙事。它以法庭的即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社会方言的语义对立作为出发点。这些对立被严格地编成了法典，是统治阶级强加于社会分类的组成部分。代理检察长在“司法”建制的范围内以这个阶级的名义说话，因而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他的话语是一种“被批准的语言”（布尔迪厄，1982）。这段话是代理检察长的自认为全是真理的话语的重要部分：“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 ——代理检察长说——我把这一系列事情的线索向你们勾画出来，说明这个人如何在神志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不是一种未经过思考的、你们也许认为可以酌情减轻惩罚的行为。这个人，先生们，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都听过他说话，不是吗？他知道怎样回答问题，他懂得词汇的价值。人们不能说他行动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加缪，1942，1962，第1196页）需要指出，代理检察长的话语在墨尔索的责任和他的语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单义的因果关系：“他懂得词汇的价值。”然而是谁确定了词汇的价值？这位法庭的代表不提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并非偶然。他根据的是这种（在他的话语里始终不明说的）观点：“词汇的价值”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认为它们无差异的主人公墨尔索也是承认法庭的官方语义学的。正是在把一种对墨尔索来说完全陌生和无差异的语义代码，即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社会方言的语义代码赋予他的时候，代理检察长才能判决小说的主人公。在法庭的话语里，主人公显然是一个要对否定的叙述程序负责的反主体。法庭掩盖（或压制）了这一事实：在由双重性和无差异性支配的社会语言环境里，像“正义”“民主”“爱情”或“名誉”之类的词汇单位的价值变得不可靠了。以一种被贬值的词汇构成的语义对立如善/恶、爱/恨、民主/专制等也同样如此，这些对立（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施动者模式）远非一种政治话语或法律话语的可靠基础，而显然是抽象的、偶然的了。它们在上述社会语言环境里，在由主人公（叙述者）和某些别的人物的无差异性所控制的小说语义领域里便是如此。正是在这种同时是语言的、情感的和意识形态的无差异性之中，代理检察长的话语失去了它的可靠性：读者正是在无差异的背景里察觉了它的虚伪和卫道的特征。当法庭的话语极力使普遍的无差异性消失在一种说教的辩术之后时，便获得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它就是这样为自认为在捍卫一个无可指摘的价值体系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它同时有一个意识形态结构，因为它把某些善恶二元论的语义二分法和施动者模式看成自然的。它拒绝反省自身的历史起源和它在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里的功能（参阅第四章第四节二）。它必须拒绝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以免让日益增长的语义无差异性使它专横地自恃的社会语言贬值。墨尔索被判决，是因为意识形态专家们不可能——在不认输的情况下——接受叙述者所揭露的、由他们自己负责的无差异性。在代理检察长看来，墨尔索没有灵魂，他的“心是空虚的”，“他不能得到的，我们不能怪他没有。但是对于这个法庭，宽容所具有的完全消极的作用应该转化为正义所具有的作用，这不那么容易，然而更为高尚。尤其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人们所看到的这种程度，正在变成连整个社会也可能陷进去的深渊的时候”。（加缪，1942，1962，第1197页）无差异性（“心的空虚”）威胁着市场社会的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专家进行干预，以挽救这个被交换价值所贬值的体系。他们不考虑本身的破坏作用（对语言的滥用），而是通过用绝对价值来加以反对的方法非辩证地否定无差异性，同时他们也否定了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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