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东京奥林匹克》

By George Plimpton

几年前我看了大卫•沃尔伯制作的《八个视点》，这是一部关于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会的纪录片。沃尔伯的想法很有意思，他找来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八个导演（莱尼•里芬施塔尔虽然拍过《奥林匹亚》这部关于柏林奥运会的电影，但因为她曾经和二战德国之前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没有受邀），要他们自己选择视角来拍摄这届奥运会中发生的事件。约翰•施莱辛格选择了马拉松，米洛斯•福尔曼选择了十项全能。克劳德•勒鲁什把目光聚焦在失败者身上，阿瑟•佩恩关注了撑杆跳运动员，梅•扎特林则拍摄了举重运动员，等等。市川昆则把焦点放在了一百米跑道上。我对于那些运动员冲向镜头的面部特写慢动作记忆犹新：运动员的脸颊随着呼吸一收一放，脸部的肌肤好像随时都可能会和骨头脱离一样，肌肉放松时晃动的画面，在普通的运动速度下，以裸眼是不太可能被看到的。对于市川昆来说，人体在生理极限下对自身形态的破坏比比赛的赛果要更具吸引力。

再来看市川昆的《东京奥林匹克》，这部关于1964年东京夏季奥运会的电影，从那时他就明确了自己的根本想法（尽管有超过一百五十台摄像机，他可以调度），他要呈现的是一个由碎片般画面组成的奥运会，而不是拍一部关于奥运会的新闻纪录片。整部电影中，市川昆没有把奥运会报道中最常见的项目，关于数据的信息，记录在内。事实上，那个时候，奥组委还抱怨电影的艺术指导方面忽略了奥运事件的数据记录，而要求电影进行修改。而标准电影收录的《东京奥林匹克》是最初的一百七十分钟的版本。

市川昆在电影中，一直把注意力都聚焦在一些细小的事物上：大量的特写镜头，一张筋疲力竭的脸，随风飘动的旗帜。有很多拍摄脚的画面，镜头追随着一双双鞋子（但竟然没有一双耐克运动鞋！）。为了突出身体的一部分对于奥运会生理天性的象征意义，镜头甚至对准起跑线上准备起跑的一双运动鞋停留了足足一分钟。

电影中有很多手持镜头画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影片的质量：毕竟，这是一种以观众的视角，来呈现不同的感兴趣的点。（当水平面镜头在记录快艇飞驰在汹涌的海面时，镜头感觉几乎要沉到水下去了；我根本不能一直盯着画面看，怕晕船。）

本片中，日本评论员的声音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好像温网比赛中解说员在打盹儿一样。片中运动比赛的配乐也很独特，开场乐常常带着一种开门进入一间鬼屋的灵异氛围。时不时会有一段英文字母从屏幕下方经过，来解释评论员正在说的内容。当内容有关于失败的日本运动员时，字幕是：“国旗不会飞翔，但她会用尽全力去跳去跑。”

这部电影展示的是这个国家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我不停地提醒自己，这部纪录片聚集了战后的十九年的一切，当年燃烧这城市战火还历历在目。的确，在影片开始的几个镜头中（这是组不可少的镜头，极具象征性的火红太阳冉冉升起后）为了建造巨大的国家体育馆，一些破败的建筑正在被拆除。

看这部纪录片的一个乐趣在于，我们能看到事物是如何发生变化的。1964年那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出奇得简洁。开幕式上，随着一声礼炮声（这里有孩子们捂住自己的耳朵的特写），不计其数的鸽子被放飞，好多观众都拿着包或者伞来遮挡头部，以防被排泄物击中。湛蓝的天空中，特技飞机画出了完美的奥运五环图案。这便是开幕式的全部内容。在闭幕式上，运动员们凌乱地进入体育场庆祝，还有一些烟花表演，最后大伙们都挥舞起白手绢相互告别。

我最喜欢电影中这几个时刻：跳远运动员落地的一瞬间（啪嗒一声！运动鞋溅起了很多泥沙）。长跑运动员塞朗误认为自己完成了比赛，其实还得再跑一圈：他坚持到最后的精神随着他的脚步鼓舞了在场的所有人。在转播五十公里竞走时，镜头一直专注于殿后部队，调皮地从一边晃到另一边，而竞走运动员则努力地保持步伐，避免自己因跑起来而犯规。二十二岁的乍得运动员（字幕告诉我们，他的国家甚至比他还年轻）一个人闲逛在东京的闹事街头，在车水马龙中好似一颗迷失的心灵，还有他撑着一把日式阳伞在瓢泼大雨的体育场里漫步。在半决赛出局之后，我们看到他坐在大厅，一个人在吃面条，这时背景音乐从普罗科菲耶夫热情乐观的旋律中，一下子转进了忧伤的爵士萨克斯乐。在拍摄马拉松时，镜头不停地在领头阵营（埃塞俄比亚的阿比比•比基拉，表情淡定，毫无悬念地一路保持着领先地位直到最后）和殿后部队之前切换，常常有一些人状态下降，只能沿着路边慢慢地走着，要么是一些人被担架抬走，等待救护车来。当然，片中免不了有对于一双赤裸的，擦伤磨出水泡的脚的特写。

我记得有一次海明威这样对我说，一个出色的作家手里如果手里有一些琐碎的素材，那么他将会把它们变成有影响力的作品，使读者们注意到那些只存在于他们潜意识里的东西。还有一句相似的格言，你可以从一个伟大的摄影师拍的一张你熟悉的街景照片中，看到你从来不曾看到过的东西。看过1964年的《东京奥林匹克》后，你肯定会认为市川昆就是拥有这种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