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重释安史之乱:粟特系突厥征服大唐王朝?

本文节选自《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作者：钟焓，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九色鹿

本书最后评论的是日本学者森部豊在2010年付梓的论入华粟特人的新著，这部分内容的成文时间是在2013年，系应胡鸿博士之约写的一篇评介。近来笔者又读到了森部氏此书刊布以后，包括他在内的一些日本学者在该领域的较新成果，由此加深了对其学术理路形成背景的理解。这里拟从大的方面将自己的体会概括成几个要点介绍如下。

首先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作者的书名和相应正文中时常出现的“东欧亚”或类似术语所反映的空间定位取向。笔者当初撰稿时已经注意到，它应当来自其导师妹尾达彦首先在该国学界提倡的“欧亚大陆东部”地理概念。近期妹尾氏又将其明确界定为“东方欧亚”（東方），并赋予它更多的历史学色彩。按照他的新说，“东方欧亚”的提出有助于克服此前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的不足，后者首创的这一理论因将游牧地区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而具有致命缺陷。与之相对，“东方欧亚”的空间范围则囊括了紧邻东亚农业区域的游牧世界，因此其西部边界直达伊犁河流域和帕米尔高原，西南方向纳入青藏高原，北方则包括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东部，同时向南涵盖了整个东南亚。至于“东方欧亚”西边的“中央欧亚”则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锡尔河、阿姆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欧亚分界处附近的乌拉尔山和高加索地区。在他看来，在从游牧产生之后到16世纪之前的漫长时期里，“东方欧亚”自成一个独立单元的历史系统，这才是它得以成立的实质所在。妹尾氏在具体的研究中则以“农牧接壤地带”为中心，在此基础上通过论述东亚都城时代的到来，横贯整个这一地域的巨大交通网的形成以及相应宗教圈等命题，旨在凸显“东方欧亚”在当时具备的历史共性。他还确信，相应学说的出台同时也修正了自白鸟库吉以来，日本北亚史学界视为主流的农耕-游牧二元对抗历史观的缺失。这样我们看到，此前在介绍傅礼初“全史”观时，作为对比而举出的当初由妹尾氏提出的个人化“欧亚史”理念后来得到了明显的细化发展。故作为后者学生的森部氏接受相应的空间划分以及与其对应的“欧亚史”观绝非偶然。

当然将森部氏的学术思路单纯归结为其老师的影响仍是远远不够的。在近来日本东洋史学界出现的将欧亚史与隋唐时密切结合的最新研究趋势中，与妹尾氏的如上学说共为推手的还有森安孝夫将“征服王朝”的出现时代由以前公认的辽代前置到安史之乱的新观点，也即“早期征服王朝”论。事实上，后者对森部氏研究的影响同等深远。这具见于本书正文中的论析。仅在森安氏所勾画的正式形成的“征服王朝”（作者也称为“中央欧亚型王朝”）名单中，就容纳了以沙陀系王朝代表的五代、西州-甘州回鹘汗国、黑汗王朝和原本就被划入这一类型的辽和西夏。如果再加上森安氏历来主张同样属于征服王朝的渤海和现在又被视为此类王朝雏形的安史大燕政权与试图利用唐朝内乱而南下建国的漠北回鹘，那么可以断言，森安氏学说的出笼意味着至少在唐宋之际的时段内，“征服王朝”的范围在时空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极限化。若其说合理的话，即意味着作为中国历史分水岭的唐宋变革是发生在以来自内亚地区的“征服王朝”蜂起并立为突出标志的欧亚史的大背景下，或者更形象地说，此时的中国史已经内化为内亚史的一分子。而森部氏在书中将汉人相继建立的后周和北宋同样归入“沙陀系王朝”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这种思路取向，即当时的情况已不再是内亚史附庸或从属于中国史，而是内亚史全然覆盖了中国史。

以魏特夫首创的“征服王朝”理论本身而论，其成立的一大先决条件是该王朝的核心统治集团必须是一个起源自长城以外的内亚族群，并且不同于此前“潜入王朝”的建立者，他们即使在入主汉地以后，仍然清晰地在族群意识上维系其自我认同，为此坚决拒绝和排斥种种通向“汉化”的政治路径。显然，如果没有这一作为统治集团的非汉族群的存在，所谓的“征服王朝”理论就纯属毫无史实依托的架空立说。因此，作为中国学者便不难理解为何森部氏在将这套理论应用到整个唐宋时期的历史变迁时，有必要首先创造出一个并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术语“粟特系突厥”以取代中国学者更为习用的胡人和沙陀这两个固有名称。大约在其看来，前者的含义过于宽泛，常常可以指代多个族群，故明显缺乏针对性；后者不仅出现在中原的时间相对较晚，并且单看族名，实在无法让人将其与粟特联系起来，故两者都因难以承载起自己选择的理论学说而不堪中选。可以说，“粟特系突厥”正是他为满足“早期征服王朝”的成立要素而务必事先设定的历史主体，并将其在历史上活动的时限规范为从北朝末期一直到五代宋初。故森部氏在最新发表的一篇导言中，仍然强调入华粟特人依靠内部通婚关系为纽带长久保持了“民族”的特点。这种认知理念与中国学者历来着重考察的入华粟特人在通婚问题上多持灵活开放性，未必局限于同类，且与汉、突厥、奚-契丹、沙陀等多个民族都有融合迹象的思考趋向无疑是大异其趣的。

“征服王朝”理论赖以成立的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通过将“征服”命题本体化和持久化，对内强调非汉族群和汉人（Chinese）之间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隔阂差别，对外则重视该政权和传统中华王朝间的政治对峙和武力冲突。按照这一思路，“征服王朝”正是在对内控驭镇压汉人，对外军事讨伐作为政治体的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因此“征服王朝”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游牧-渔猎对农耕定居的二元对立冲突论的色彩。故森安孝夫最先将安史集团与唐朝中央政府的对抗原因解释成前者欲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入主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征服王朝”。随后的森部氏显然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且有所发挥。这表现在其新作中，森部氏并不像森安那样充满伤感地唏嘘“大燕”的覆灭宣告了“早期征服王朝”这个历史早产儿的不幸夭折，而是将后续建立的河朔藩镇联合体定性为大燕帝国的复活，因此安氏为之奋斗不已的政治梦想最终还是在河北地区得到实现。他对安禄山的历史定位或可归结为两点。第一，安、史的政治事业并未因他们相继身亡而彻底中辍，故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前后存在清晰的政治延续性。第二，河朔藩镇模式最终为沙陀-契丹这两大征服王朝的崛起准备和提供了历史出口。正是源于他对安禄山的评价如此之高，所以其新著中径直把安史之乱后的整个唐朝后期定性为“后安禄山时代”，昭示从此以后直到宋辽时期的整个“东部欧亚”的总体历史演进方向皆由这位先知先觉的时代弄潮儿开辟确定。想必在他看来，对安氏其人连同安史之乱所享有的历史地位，即使评价再高也不过分。

日本学者对我国历史所做的上述翻案工作新则新矣，但能否成立是另一回事。首先“粟特系突厥”概念能否成立便极富争议，这一术语从匆匆创制出台到不顾历史语境四处应用，明显具有为了迎合某种学说而人为建构的嫌疑。笔者在本书正文中对此已有分析。另外安史之乱的性质是否能被归结为“早期征服王朝”和中华王朝之间的剧烈碰撞，事实上更富争议。安史叛军的构成姑且不论，而唐军的兵力结构同样体现出与前者近似的蕃汉混合的多元化特征，而且这一点早就被彼时的唐人所深悉。

当至德二年（757）秋末唐军经过苦战收复长安以后，闻报后欣喜无比的杜甫随即写下《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其中就有“花门腾绝漠，拓（柘）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等句。诗中以唐朝回纥边界上的花门山代指回纥，这在当时诗文中属于常典，描写的是回纥援兵前来为唐助战；但后一句的柘羯按照《大唐西域记》等中本指中亚康国、安国等粟特城邦的精锐之士，以后又在两《唐书》中被用来指代安史叛军中的特定群体。故有的学者认为杜诗中的这一名称指的是被唐军俘虏的叛军中的粟特士兵。可是，如果他们真是在前线作战被俘的安史兵士的话，唐朝怎么会听允其渡过当时尚处于唐朝大后方，位于今甘肃岷县附近的洮水呢？而且从诗歌的上下文来理解，其明显是来为唐朝效力的西方援军，所以才先是“渡临洮”继而开赴关中前线，协助唐军克复长安。黄永年先生则断定诗句中的“花门”和“柘羯”均为回纥援军，并以之论证柘羯一名不像陈寅恪指出的，必指中亚九姓胡（即粟特人）无疑。这里姑且不论临洮一带是否正处于回纥援兵的行军路线上，仅从诗歌赏析的角度审视即知其说欠妥。如果“花门”和“柘羯”同指回纥的话，那不啻在说这两句诗的主语同义重复，对于一代诗圣杜甫而言，在其诗歌写作中竟然出现近于“合掌”的外行硬伤，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何况《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历来被评为诗人记述安史之乱史事的“诗史”名作，就更不会出此低级差池。因此，杜诗的“柘羯”只能是指那些从西方赶来为唐平叛而出力的西域援军。

事实上，日本青年学者中田美绘业已从传世史料中详尽钩沉安史之乱爆发后，葱岭以西各国如拔汗那、吐火罗、柘羯（即粟特）、大食等主动遣军勤王平乱的史实，从而坐实了杜诗中的柘羯确系从西域远道赶来，急渡洮水以驰援关中，并在相关战役中立下功勋的粟特援军。中田氏新说既出，森部氏不得不改变其先前关于这一时期史料中所见的“柘羯”一概指代安史叛军的旧说，并承认唐朝和安史双方的军力皆为相似的多民族兵员构成。这实际上已经自行否定了“早期征服王朝”概念成立所必备的一项基础条件。相关史实同时也对陈寅恪在其著述中将安史之乱定位成胡汉对立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反证。看来《册府元龟》所收表文反映出的唐玄宗以天可汗的身份，凭借与传统的册封体制截然不同的主奴关系，对远在葱岭以西的地域行使号令决非史官所能杜撰。从这一点来看，那时的唐朝反而较“大燕”更加具备“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基本特质。同时，以上显示葱岭以西地区与唐朝长期维持密切政治联系的史实也暴露出前述妹尾氏学说中将“东方欧亚”的西界止步于帕米尔高原与伊犁河流域的处理方案显得不够周全。因此，我们诚有必要重新考虑妹尾氏关于“东方欧亚”自成一历史系统在历史空间上的有效性。

最后我们在全面评估森安氏的“征服王朝”扩大化论点时，也必须认识到，当初学界之所以认为“征服王朝论”虽然存有明显缺陷，但在解释中国历史时依然有其新意和贡献，这恰是因为该理论确实抓住了以下几项与西嶋定生归纳出的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世界”迥然不同的核心要素。一是“征服王朝”皆创制过能够承载本民族语言的书面文字，而不像以前的北朝尽以汉字音写“国语”（鲜卑语）。故这些竞争性的书面文字的出现与应用促使原先长期存在的“汉字文化圈”在空间上遭到压缩，影响力也开始内敛。二是“征服王朝”的内部关系因民族隔阂和对立未能消除而常态化地充满张力。三是“征服王朝”的统治机制中有大量超出传统的律令制官僚国家以外的“国俗”成分。四是“征服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均恪守内亚传统的精神信仰，有的王朝还礼遇藏传佛教，不像以前的“潜入王朝”完全皈依汉传佛教或道教，并以儒家理念作为统治指导思想。以这些标准对从“大燕”到五代的这些政权进行衡量，发现它们大多并不具备以上要素。譬如上述政权从未将已有的外族文字升格为官方书面文字（如粟特文、突厥文等），更未创制新的文字体系，而在确立国号、颁布年号以及制定朝仪等诸多方面则遵循的是中华帝国的既有政治传统，同时几乎看不到外来官制在统治机构中的影响。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内亚旧俗，但也就仅此而已。总之，“征服王朝”论赖以成立的必要性条件和要素在这些政权身上还多不具备。因此，由森安氏首创，为森部豊等铺陈发挥的“早期征服王朝”论仅是一套说辞，尚不能被视为科学的建设性假说（a working hypothesis）。

尽管笔者反对上述征服王朝前置论，但也承认五代王朝与辽朝确有共同性，这鲜明地表现在它们均系6～9世纪东亚最大的普适性帝国唐朝的政治遗产最主要的受益者，也即该帝国遗产的两大主流继承者，差别仅在于从地理空间上着眼，五代-宋朝继承的主要是唐朝在中原内地的遗留成果，而辽朝则继承的多为唐朝在华北北部以及内亚部分地区（主要是辽东半岛及位于蒙古草原边缘地区的漠南一隅）的政治成果。这非常近似于14世纪后期的明朝和帖木儿王朝都是蒙古帝国遗产的继承者。除了五代和辽朝之外，西夏、西州-甘州回鹘和黑汗王朝以及远在南方的安南吴朝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唐朝遗产继承者的政治特质。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曾被内亚的许多北方民族称作唐古特人（Tangut），这一名称很可能在词源上与唐朝的国号有关。而且西夏后来的领土也均位于原来唐朝的河西陇右地区，其早期统治者均以和唐朝国姓相同的赐姓李氏作为家族自称。

此外，西州-甘州回鹘的疆域也未超出以前唐朝的西域及河西的传统地域范围。甚至相继在葱岭两侧立国的黑汗王朝在正统性和地域空间上更应视作唐朝在中亚的继承者。这体现在：第一，黑汗王朝无论东支还是西支，其君主的头衔上多带有桃花石可汗的名号，并以之冲制钱币，而桃花石可汗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恰是内亚世界称呼唐朝皇帝的专用名称。故黑汗君主实际上是以唐朝皇帝在中亚地区的后继人自居，以此来号令兼跨葱岭两侧的中亚多地。第二，当黑汗王朝与内地的宋朝进行政治交往时，当然不能再像前面那样摆出唯一唐朝正统后继者的身份，而是仿照原先回鹘等与唐朝交往的先例，先是在神宗年间的表文中把自己界定为“于阗国偻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等，称呼宋朝皇帝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后来又在徽宗年间的上表中既自称为“西方五百国絛贯主狮子黑汗王”，又把宋朝君主唤作“日出东方……四天下絛贯主阿舅大官家”。

以上表文的措辞显示出黑汗王朝在形式上依然延续先前唐朝与内亚长期维系的主奴关系和甥舅关系，尤其是试图通过建构君主间的拟血缘关系来营造一种类似于唐代“东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最重要的是，在上徽宗表文中，黑汗王朝用以自称，同时兼指宋朝的“絛贯主”一词正是“桃花石”的又一译名。故这种双重用法反映出在黑汗王朝的历史观中，自己和宋朝均为唐朝（桃花石）的继承者，只是各自所处的地望一西一东而已。因此黑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合法性即源于其以唐朝在中亚的名正言顺的遗产承袭人和相应政治观念的延续者自居。综上分析，唐宋之际东亚大陆历史演变的最根本特征并不是什么“早期征服王朝”登上舞台，而是普适性大帝国统治的终结最后促成了若干个作为其遗产继承者的新政治势力的出现，并下启金元时代的到来，故这一转变时期的宏观历史格局或被提炼概括为“后唐帝国时代”更符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