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从上海到唐山，别在历史中轻易破防

这篇文章要聊的东西和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虽然标题说的是上海与唐山，但我并没有兴趣把这三个月来大家说了很多的东西再重复一遍，甚至我决定把这个放到第二段再聊。但我依旧认为本文的破题过程会很有趣，我会尽可能地把以下几个问题说清楚：

一、个体如何在历史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二、地区的兴衰及地方再生产的关系；三、我们是谁；四、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即我们要追溯到什么）。

本文会涉及到：乔羽、袁隆平、金庸；上海（华东）、唐山（华北）；都市现代人、自然村。所以这篇文章聊的东西会比以往的多一些，但最后会收束到一条线上。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最近不动笔了，不是不想写，是需要观察，需要来上海近距离观察，需要在网上仔细地接触大家的反应，以及还需要一个契机。

然后，乔羽老爷子仙逝了。我想我知道怎么写了。

一

每当我在研究一个人的履历乃至传记的时候，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在他们人生的轨迹中，哪些是他们本来希望完成并且最终完成的、哪些是他们本来没打算但最终完成的，而这些本来没打算但最终完成的事业，又有多少是他们一开始就欣然接受的，又有多少是他们很久以后甚至始终没有接受的？

履历其实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的。

当乔老爷子离去时，我才意识到我对他其实并不够了解，除了知道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词作外，对他的生平几乎是一无所知。于是我点开了他的履历，仔细琢磨后产生了一个猜想：

乔羽老爷子起初应该是想成为一个经济工作者，而不是一个文化工作者。

他的履历是这样的：1927年11月16日，乔羽出生于山东济宁。幼时家庭生活拮据，靠哥哥做店员维持生活。高中期间，当过小学教员。1946年春，乔羽经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引荐，秘密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就读，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和小说，还写过秧歌剧。1948年毕业于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乔羽被调入华北大学三部创作室，开始专业创作。

我们提取一下这个履历里的关键词：

1927年、济宁、店员、小学教员、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创作室。

先说济宁，在铁路贯通南北之前，这里是非常繁华的，明清时期北京的皇帝南巡时必然经过此地，因为它是京杭大运河的中端，商贾旅人、达官贵人都在这里流连忘返。因此这个地方的商业经济是很发达的。

然后我们来看乔老爷子的生平。他出生于1927年，大家都清楚，那一年国共分裂，而粤浙军阀与北方军阀之间的战争还没分出胜负，紧接着还会有日本人从东北入侵过来，是一个巨大的乱世开端。

而他的家庭生活是什么呢？是依靠哥哥在别人家的店里当店员维持了生活。换言之他们家在济宁城里属于中下层，但紧接着乔羽就能够当小学教员，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家是有文化熏陶素养的。

这几个点能够让我们试图勾勒出乔羽家庭早期人生的轨迹：1，他家里应该是富庶过，并且很可能因为经商而不是做官（否则不可能会没有地方高层的社会关系）；2，在他们家逐渐富庶后，肯定兴起了读书的氛围，并且培养了小时候的乔羽。

但很快，乔家破落了。破落的结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乔羽，显然不会是一个要把文艺创作当成个人梦想的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艺创作分两种，一种是纯手艺人，另一种是官员、大商人、地主为了维持阶级再生产而完成的统治阶级预备役活动，后者的代表人物比如张爱玲、徐志摩、穆旦等。

再退一步说，乔老爷子在高中的时候如果想进行文艺创作，他应该选择的是去上海、重庆或延安（当然46年的时候已经解放战争了）。但我们从履历里可以看到，他去了晋冀鲁豫边区，加入了北方大学。这意味着他的目的是：1，想完成对个人际遇的超越；2，想成为对时代有价值的人。而考虑到他的经济背景和结构组成（破落的经济枢纽地区商业文化下塑造的濒临破产的市民），他更上手的工作显然是经济。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看他的履历，自然就会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后来反而变成了艺术类毕业？这个转折点不符合我们上述的逻辑。

带着这个疑问，我查阅了周长行《不醉不说：乔羽的大河之恋》。首先这本书前面对乔家的叙述差不多和我上面的推断是一样的，并且也直接写了，乔羽去北方大学是想进行经济工作的，甚至那时的他还「看不起搞文学艺术的」。

而且根据材料显然，这个时期的乔羽从学校里被抽出来深入农村参与土改，还写出了十二万字的《党尔砦土改经验调查报告》。土改工作团团长王任重对这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笔漂亮的调查报告赞不绝口，下令立即把乔羽调到冀南区政策研究室。

你看，到这一步，其实乔羽已经正走向他梦想中的那条路。

转折点出在中央的命令上：这批学生谁也不能动，留待解放全中国统一使用。

在这个命令下，无论是王任重，还是后来的岱正起，都有起用乔羽这个经济、宣传人才但最终忍痛割爱的事情。

也因此，在建国后，乔羽转入了华北大学三部创作室，进入了北京文管会。从一个经济人才转变成一个文化工作者，写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许多名篇。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乔羽选择积极进行文艺创作，本质上是将实现个人的梦想转变为实现大众的梦想、实现组织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是如何转变的，他最终都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再加上他的出身（这是很唯物的），因此他无愧于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

总之，他放下了个人的历史执念，拥抱了前进中的历史。

好了，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乔羽进入华北大学后，主要负责的是文艺工作，而不是经济工作，也不是宣传工作（宣传工作和文艺创作是两回事）？

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央有这样的命令？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和下面要说的唐山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一样的，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思考华北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性。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再来聊两个南方人。

袁隆平和金庸。

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袁隆平选择了农业？

如果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天将降大任之类的话语，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该有的态度。为此我们还是要看履历。

袁隆平，江西人，1930年出生于北京。在袁隆平先生的自传里，他的祖父袁盛鉴当过民国时期的县长，他的父亲袁兴烈担任过高等学校的校长和督学、孙连仲将军的秘书以及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科长，他的母亲是一名老师。

那么我们可以试图勾勒一下袁隆平家里在中华民国的生态位：生存无忧，教育有望（这一点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很多了）；政治无依，进阶无望（作为一个江西人，在以浙粤桂为主要组成的国民政府里能动用的社会关系极少）。

所以别看袁隆平的家庭与我党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的家庭的存在本身，其实就是具有进步性的。

问题在于如何找到维持生态位和保证进步性的平衡？

答案就是农。

这个选择是很唯物的。当然我们也不必讳言（因为袁隆平先生自己也没隐瞒），他起初想学农，是因为看到了园艺场里的田园乐是很美好的，而没有看到当时真正的农村（他的原话是如果是看到真正的农村恐怕就不会立志学农了）。

成为新中国的农业工作者，是他作为一个1930年出生的、有教育基础的人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进步性的最佳选择。

另一个例子呢？就是金庸了。

金庸的背景很多人都知道，浙江大家族出身的20年代生人。

这个身份极其尴尬。如果是10年代乃至更早，那么他足可以加入革命，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北伐亦或是土地革命，都能有一席之地；如果是浙江普通乃至下层家庭出身，他也能通过革命完成自身的实现。

但是现在这样的尴尬状态，使得他如果留在大陆，是很难在不放弃自己的情况下取得生态位的，所以他的选择只能是出走香港。而在香港，他无论是社论还是小说，都能动员起大量手工业及其附庸（包括明清士人、军阀、南洋华人）。在港澳台加上东南亚华人的圈子里，他重获了生态位。

当然，顺着这个思路，我们还可以聊一聊郭敬明、谷爱凌、丁真等许多人，篇幅有限就不继续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思考。

二

我们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今年以来，有太多的社会事件，并且在各个不同层面激起大家的情绪。我们不可否认很多事非常过分，但因为过分就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也是不应当的。甚至说，这些事越过分，我们要做的越多。

这一段我们主要聊的是一件事：一、从更大的层面思考世界发生了什么；

下一段我们主要聊的是另一件事：二、从更小的层面理解我们变成了什么。

第一个问题，我们分批次来说。

先说丰县和上海。

在上海没有开埠之前，浙江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发达，更发达的地区其实是今天的苏南和苏北。而苏北事实上也不像今天这样，在黄河没有改道、京杭大运河没有被铁路替代、盐业依旧兴旺的时代，淮北地区是极其富庶的。

而明清时期淮北地区的富庶随着上述条件的变动，逐渐走向了衰败，这里不再是经济上的中心，而只留下了军事战略高地（徐州的重要作用，可参考淮海战役）和矿产区（以及伴随而来的新铁路沿线）。

与此同时，上海则在开埠后，逐渐吸引了各地的移民，有广东的，有浙江的，有江苏的，有湖北的。而这一进程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被加快了：上海迎来了最主要的两波移民的井喷时期，一波是宁波、苏州的上层移民，一波是江北地区的下层移民。

我们分别来考察。

曾经和朋友聊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江浙地区近代以来搞科学的人很多，最后总结出两个条件：一、原本的科举赛道被打破了；二、同时具备新的即时赛道。

就拿江苏无锡人徐寿（学习化学的人肯定很清楚他，是中国的近代化学之父）来说，本来家里人对他的期望是考中科举，但太平军事实上切断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批人进一步完成科举以进入北京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正好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办洋务，一拍即合，上海由此多了许多八股文考试外的大量工艺技术人才，并且与科举取士享有同样的赛道/待遇。

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要知道，很多被太平军攻占的地方，当地乡绅子弟没有这片地区得天独厚的新赛道，因此最终的走向往往是革命；而那些有洋务的地方比如福建，又因为存在大宗族和科举乃至远去南洋的渠道，又一般不会选择大规模地进入这条路。

这个方向使得苏州、无锡、宁波等地的上海移民，更多集中在科教文卫及金融领域，再加上宁波著名的药帮、钱庄，事实上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共同体。

而江北地区的下层移民，则大量进入上海后成为工人。我们熟悉的民国时期各种码头工人、挑粪工人、纺织工人，主要就是来源于此。后来无论是横行上海的青帮，还是我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起义，其实都和这批人息息相关。

我们能总结出什么？

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来到外地，要想有自己的力量和生态位，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老乡，以地域的形式进行抱团，将旧共同体移植到新地方。

有文化水平的人或者说有较高技术的人来到外地，要想有自己的力量和生态位，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完成新的产业构建，从而产生新共同体。

换言之：华东地区有长期的稳定的地方自组织及其再生产结构。尽管构成华东地区的各种自组织性质不同（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的矛盾），但它确凿地是存在的。并且这样的许多自组织的中心在整个大共同体内部是有变化的，从北往南、从内陆到沿海。

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全国越来越整合成一个共同体的时候，地方的转型事实上就取决于地方的自组织再生产程度了。换言之，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几件事表面背后的深层次生态逻辑，会发现其实是面对再生产失败的群体反应。

这个工作就不细作了，有兴趣的朋友如果觉得我上述结论是有道理的，那不妨自行推理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唐山。

说唐山之前，要说华北。

回答上文中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中央不让动北方大学的这批学生？

1，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建立在华北地区的，因此政权新建立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才。

2，因为华北地区的人才再生产机制在近代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此中央需要抓住更多的人才。

第一点好理解，我们的首都是北京，大量的人才必须支援北京。

第二点的话，让我们回溯一下华北地区从1840年以来经历了什么。

翻开历史课本，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直奉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

是的，每次这个地方有一代新人要再生产成功，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军阀战争就过来碾压一次。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程度的摧残，直接把华北地区稳定的地方自组织及其再生产结构打破了。

一个很直观但很少被人意识到的事情是，我党先驱李大钊先生在建立北方的党组织时，他聚拢起来的那批人，包括后来退党与叛党的，赵世炎（重庆）、何孟雄（湖南）、缪伯英（湖南）、陈为人（湖南）、任国桢（辽宁）、陈镜湖（辽宁）、刘伯坚（四川）、宣侠父（浙江）、李裕智（内蒙）、魏野畴（陕西）、张国焘（江西）、罗章龙（湖南）等，华北的人很少，而这些人，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的师生关系和上级组织的派遣建立的组织关系。

这也能理解为什么李大钊先生最后依旧保留有北大教授的身份，由于华北地区的地方自组织力量过于薄弱，所以要在这里建立组织，师生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环。换言之，李大钊先生用师生关系完成了对本来已经支离破碎的华北力量的高度整合。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能理解为何李大钊先生牺牲后，华北地区会接连出现党史上著名的顺直省委事件与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事件（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华北地区的地方组织结构，是极容易被外力所改变的。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可能水深，但对于外力来说水反而不深，雷霆行动必然成功。

更细节的过程，和上面一样，有兴趣的朋友自行推理。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上面说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本文的主题之一：为什么很多人会破防？

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我不止一次提及，超发货币带来了这个时代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从表面上看，这一连串的事件是很多人对世界的应然和实然有落差，发现落差后要做的应该是改变自己面对世界的方法，从而更好地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很多人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我说残酷一点，他们不接受的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而是这个世界不该这样对待他们自己。

当然，我并无意批判他们，正如我接下来要说的，他们同样处于精神上被压制的状态，只是我确实无法认同他们，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方式表达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然后才能试着让我们不是什么样。

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句话人人会说，但很多人不够理解。但很多人会觉得看到还有那么多落后地区，觉得可以理解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句话更多人不理解。包括进入大城市的很多人也不够理解。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进入大城市的他们，依旧没有跳出这个论断。

中国的城市发展（土地、房地产、金融杠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之前说过，网上也有很多，我不再赘述。我接下来要说的是，这种发展下很多的所谓新市民，他们本质上是谁。这个结论可能很打击人，但不说的话，他们会被更真实的世界打击，而不是话语。

首先，他们虽然是新市民了，却不是一个在城市中的共同体的一分子（哪怕他们获得了户口也仅仅很勉强是）。

对于在城市生活中，由于不经过日常的生产交换的人，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本身是不具备城市的生产关系的。

那些加入旧生产体系的外来人口，是通过旧路径支付了进入城市生产体系的成本的，那么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其实是一个成本更大的路径，每一个新人要支付的成本都比前一个多，这是递增数列。

而这些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从手工业和副业中脱离出来试图通过新的路径获得城市生产资源的人口，基石是：

1，或者低一级城市（比如县城）的小家庭（指分家以后的户，而不是分家之前的家，家的社会概念是大于户的）；

2，或者农村去往城市的。

上面说的通过旧路径支付成本进入的，来源也是这种，但他们的来源主要是这二者各自体系中的中上层，而这里说的是中下层。

残酷地说，其实这就是城市长工，是一个个的个体，而不是群体。

为什么不是群体？回忆一下我们上面说的上海的宁波移民和苏北移民。

当年进入城市的失地农民，他们是具有乡土属性的，所以会有苏北帮（上海）、温州帮（杭州）、广西帮（广东）等，因此他们是会在还有大量真空的城市里获得自己的生态位。

但现在进入城市的人口，除非主动加入旧有共同体（或者是有门槛进入，或者是以自认的手工业雇工身份进入）外，是没有经济基础在城市完成共同体构建的（因为这部分人能够在城市维持下去，本质上是超发货币带来的社会分配而非社会生产）。

这不是一个新的阶层，只是旧的阶层在城市空间中杠杆化和去中心化的过程。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能理解互联网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看似新颖的思潮，包括但不限于各种赛博身份。归根结底是他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格格不入，所以在互联网上试图创造新的身份来满足自己的主体性，实际上出现的必然是极端化。

我就不点名了，名单能列很多，我只想是：没有既有共同体身份认同，也无法通过生产创造自己的共同体，所以只能通过赛博杠杆来试图获取既有的共同体身份。如果说赛博世界可以通过不生产就创造稳定的社会身份，那是不可能的。

说白了：

你以为你是A，但社会上实际上能够成为A的名额是有限的，而超发货币让你以为你已经是A了。落差的结果就是你无所适从了。

这就要说到最后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进入城市，试图成为A？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绕不开的基石，它叫做自然村。

研究过土改历史的朋友一定会意识到一件事，我们的土改工作组事实上也是以村为最低单位的。这件事意味着，从行政成本来看，工作组不可能深入到更进一步，即便工作组的领导干部是外派的，但执行的过程中也必须依靠村子里的人。这之后的供销社是设立在集镇上的，干部也是地方训练后派遣下乡的。那么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个体交易成本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策的变化，自然村必然会产生一个代言人，代言人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历史上是地主，后来有过各种身份。

一件事能不能做成，关键看路线确定后执行的人是谁。

这意味着，以自然村为最低自给自足的状态的，其实是可以与工业化的力量齐平的。很多人会对这个结论很意外，但当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历史会发现，自然村的力量要想从外界打破，是不可能的。可能某个具体的自然村会被攻破，但它作为社会运行的最小成本单位，是一个基石。用量子力学来说的话，是一个一个的能量子。

有心的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从土地革命开始，到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到后面的互助组、生产队、公社（一定要比较这三个不同生产单位所能囊括的人数及领导群体的组成结构），再到包产到户，然后是废除农业税，最后是现在的扶贫和乡村振兴。

从社会基石的角度理解我们的历史。

为数不多的变化出现在下乡扶贫，以及现在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这是一个投入的巨大社会成本来完成的事情，在短期内它必然表现出成本大于收益，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外力在自然村内部完成生态位的重建。

为什么扶贫能够成功？

1，党组织力量的高度贯彻执行力度和不计成本（包括扶贫工作者的精神成本预支）。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2，自然村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一点是说什么呢？

是「农民」，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身份，在今天的不适用性。真正熟悉乡村生活的人会发现，这个身份的传统定义，无法概括我们今天复杂的乡村图景，无论是进城打工的，或者进城买房但不落户家乡还有地的，或者搞乡镇企业的，或者在家乡搞承包的。由于货币化进入了自然村的副业市场，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共同体其实退散了：它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现在的复杂性是无法用过去话语体系里的阶层分法定义的，这样定性的很快会面对纸上谈兵的教条。

伴随着这个身份的退散，很多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身份也在退散。

这是我在本文里最终想说的，职业身份、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不再像过去那样三位一体了。

在这个论断里我们能看到对很多现象的解释：

现在的文艺作品很多比不上过去的，很多人会拿四大名著和《大决战》来举例。但事实上呢？事实上过去的作品创作，是以社会成本和政治身份来完成的对稳定社会阶层主体性文化的输出（是的，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有稳定的主体性文化）；而今天是大量超发货币下封建戏班子大跃进的产物，是用所谓的现代化杠杆包装起来的封建，试图完成文艺创作的杠杆。

又比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教材事件。本质上和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生源是有关的。前者指的是从庚子赔款到美苏美再到现在自主的高校体系的建构，后者指的是从原先统治阶级预备役作为生源到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学生和老师的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政治身份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但很多人没有转变过来这个想法。这次事件是这个变化的系统性转型过程中的必然溢出。

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总结

最后我要说的是，放下自己的执念，很多人真的没有主观能动性吗？我看是有的，只是他们不愿发挥主观能动性，哪怕宁愿走向沉沦。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很多人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来自真正的必须的反抗，什么是自己的执念带来的表演。

不要轻易把自己交给历史。你自己才是最应该相信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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